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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船王卢作孚(6)投笔救国 又遭入狱

离开上海时,卢作孚的计划是到合川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然而,诸事进展皆不顺利。

最初,卢作孚在上海联系到了合川县立中学的校长刘极光,刘校长对卢作孚的才学极为欣赏,很快答应让卢作孚担任学校的数学老师。

得到答复的卢作孚也不敢耽搁,立刻收拾行装上路。

可是,在上海一直以给报纸投稿维持生计的卢作孚,一时间,竟然凑不出钱买一张到重庆的船票。

这时,若是他找黄炎培、黄警顽等借款未尝不可,只是生性好强的卢作孚不愿意为了区区路费向友人开口。

无奈之下,他只好买了到湖北宜昌的船票,然后,再由宜昌由陆路徒步回到合川。

谁知,这一路旅程甚是艰难。乘船到达宜昌之后,卢作孚便上岸开始了徒步的旅程,先后经过施南、利川回到重庆。

等他由重庆到达合川,已是初冬。此时,刘校长等待卢作孚已有月余,学校的学生又要赶课程,而卢作孚一路走来通信又诸多不便,不得已,刘校长只好不再等待,另聘他人代替了卢作孚的位置。

这时候,卢作孚家里的境况也是不容乐观,一家10余口人每日都在与饥饿抗争。为了贴补家用,卢作孚再次拿起笔给报纸写稿,可是,稿费终究是时有时无,生活依然没有保障。

直到1916年3月,他由友人推荐,到成都的《四川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有了稳定的收入,虽然每月仅仅只有14元,还是勉强可以维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销。

尽管卢作孚在《四川群报》担任编辑记者时虽然薪水有限,可这并不妨碍其仗义执言,他敢于批评时政,替劳苦大众大声疾呼。正是因为直言不讳,他又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当时,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任《群报》在合川的特约通讯员。

1916年春,合川县发生一起人命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川县长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此举引来民众极大不满,但是,这县长置民意于不顾,肆意妄为,为非作歹。

卢志林出于公理和正义,公正客观地报道了这件事,虽然报道中没有直接提及县长的名字,但是其中的内容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具体所指。

一天,刊载这篇报道的《四川群报》由成都送达合川,县长和往日一样,吃饱喝足后顺势坐在他那专属的椅子里,翻开报纸细细读来。

县长看报有一个习惯,就是边看边点评,分析天下大势给周围的随从听。可是,今天县长刚点评完一篇文章,紧接着,住口不谈,满脸怒气,最后居然拍案而起,拿起手边的茶杯朝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样的举动,让四周的随从各个心惊胆战:县长怎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一个个呆立着不敢有一丝动静。

县长发完火之后,对一个佣人喊道:“去,把警察队长给我找来!”

很快,警察队长急匆匆地跑到了县长面前,县长指着被他甩在桌子上的报纸对警察队长说:“你看看去,一个姓卢的记者,居然敢对前些天办的那个人命案子说三道四!”

这警察队长拿起报纸也没细看,一听县长说是有人对他们办的案子说三道四,立刻向县长请示:“县长,我这就去把他抓起来!”

“嗯,你现在就去,多带几个人,动静大点,要是他敢抗命当场枪毙!让他们知道知道对官府说三道四是什么后果!”

领到命令,警察队长立即召集了20个带枪的警察,浩浩荡荡奔向卢作孚家里。

此刻,已回到家中的卢作孚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大难临头。当时正值午间,恰有好友来到合川,兄弟二人正在招呼朋友吃饭。

突然间,一队带枪的警察直接破门而入,20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正在桌前吃饭的3个青年。

警察队长抽出随身带着的马鞭,啪的一声抽在饭桌上,把满桌的饭菜打得飞溅。然后厉声道:“哪个是姓卢的?给老子滚出来!”

卢作孚早些年经历过辛亥革命中的血腥场面,对于警察队长的蛮横并不惧怕,站起来道:“我们兄弟都姓卢,长官有何贵干?在我中华民国境内你们私闯民宅,国法何在?”

“老子就是国法,想干嘛就干嘛!全部抓起来带回去!”

不由分说,20个警察就把3个青年死死地摁住,拿麻绳捆了个结实,之后,又在他们衣服上撕下布条,塞在他们嘴里,除了卢作孚开始有机会对质一句,其余二人皆来不及说话,便被捆绑封口。

卢作孚等3人被押解到县衙后,县长顾不得正跟他撒娇要买玉手镯的四姨太,直奔前堂,立刻升堂审讯犯人。

在大堂正中,他正襟危坐,说道:“尔等污蔑民国县长,无中生有、混淆视听,败坏我民国声誉,这是通匪叛国。现判尔等即刻入狱,刑期待定!”

听完县长的话,底下的警察队长补充道:“你们可有话要说,如果没有就赶紧画押招供!”

说着,警察们就拿着早已拟好的判决书来到三人面前,掰开他们三个紧握的手指头,粘上红色的印泥,狠狠地摁在了判决书上。

就这样,三人就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县府的大牢,一关就是一个月有余,期间禁止家人探监,禁止一切与外界的交流。

对于卢作孚等人的遭遇,知情人无不同情惋惜,连县监狱的狱卒都十分同情。鉴于这样的情况,卢作孚想到了对策。

他请同情他们的狱卒带了纸和笔到牢房,在牢房里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封长信,又托狱卒带给他小学时候的老师。

很快,卢作孚的信就广为传播,读过信的人,无不称赞卢作孚之文采,唾骂县吏之恶行。众多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得知此事后,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很爱惜卢作孚的才华,而且认为县长此举甚是不妥,便联名要求县衙放人。

初时,县长对于众人要求放人极为不满,不过,县长虽是父母官,却也忌惮当地乡绅几分,看到众多乡绅都来保卢作孚等人,他也不得不妥协,只好下令放人。

就这样,卢作孚这场有惊无险的牢狱之灾总算是过去了,经过这件事,卢作孚在当地也成为了有名的才子。

出狱后,卢作孚继续为《四川群报》写稿,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牢狱之灾而有所顾忌,依旧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文风,针砭时弊,为劳苦大众鸣不平。

1917年夏,刚刚接任合川县立中学校长的杨鹤皋,来信邀请卢作孚到合川县中学担任监学(相当于教务长)兼数学教师。

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卢作孚略加沉思,便决定辞去报社的工作,再去做老师。投身教育正是卢作孚多年来的心愿,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就在卢作孚离开《四川群报》后不久,该报因其一贯观点激进的作风,被当局查封了。

转眼间到了1919年春,卢作孚已经做了将近两年的数学老师,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期。

当年《四川群报》的主笔李劼人受人之托,在成都又创办了一家新的民间报纸《川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

报社刚一组建,李劼人就想到,昔日的同事卢作孚可当大任,于是,他去函诚邀卢作孚担任《川报》的主笔、记者和编辑。

李劼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生于四川成都,1919年赴法国留学。23岁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建国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文联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还发表各种著译作品几百万字。

1915年,从李劼人担任《四川群报》首任主笔起,他就聘请了周太玄、王光祈为驻上海和北京的记者。《川报》创刊后,周太玄、王光祈仍然被聘为驻外记者。

1919年2月,周太玄在法国组建《巴黎通讯社》。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于是,他密切注视着“和会”的动向,随时都有新消息传回国内。

有一天,会议的重要内容让他们探得了以下消息:西方列强要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消息核实后,周太玄连夜写稿,最终抢在英美日等国通讯社之前,第一个将报道发回了国内。随即,“五四运动”便在北京爆发了。

当时,北京的王光祈还是北大的旁听生,理所当然参与了北大学生的集会和游行。具有新闻敏锐性的他,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大事件深远的历史意义。

5月4日当天,他从赵家楼出来后,直奔电报局,用专电将北京的消息发回了成都。

李劼人收到王光祈发出的第一封“五四运动”的专电后,即可意识到一件历史大事件发生了。

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编发了周太玄发回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反对“和会”签字的新闻,现在,又收到王光祈从北京发来的更激动人心的消息。

于是,他立即就在《川报》的重要位置以最大的字号登载。以后,每次收到北京来的文章,也都以最快速度在最显著的位置发表。

随着“五四运动”的进行,《川报》及时跟进,大量报道,把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活动迅速传到巴山蜀水。

图片来自网络

通过《川报》,成都的学子了解到“五四运动”的情形,一致决定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反对“巴黎和会”签字。

随后,成都各校数千人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在四川播撒下的新思想、新文化,使大批有志青年受到了新时代的洗礼。

卢作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川报》,成为李劼人的得力干将,直接参与了《川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工作,再次感受到革命的力量。

当收到李劼人的邀请时,他当即决定辞去教师职务,前往成都再次从事新闻事业。

就在卢作孚就职的当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成都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纷起响应。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首,各校开始罢课游行。

在“五四运动”中,卢作孚有着双重身份,其一,作为记者,他是事件的见证者、记录者,他要秉着记者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报道发生在成都的运动;

其二,他是运动的参与者,“五四运动”是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运动,而卢作孚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不可能不参与到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中。

白天,卢作孚加入到游行示威者的行列中,举起爱国的旗子,呼喊爱国的口号,即使手臂酸疼,嗓子沙哑也不能让他有丝毫松懈;

晚上,他又端坐案头,奋笔疾书,将当天的见闻翔实记录,写作成新闻稿送到报馆编排印刷。

运动期间,卢作孚除了参与运动和报道运动之外,他还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李大钊等人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随后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1920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合影,右三为李大钊 图片来自网络

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当时他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这些主张与卢作孚的思想有契合之处。

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多是一些年轻学生,并没有找到以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途径,而“五四运动”后全国政治情绪高涨,许多人加入政党或组织新政党,又回到了政治改革的老路,一些不愿意放弃原来主张的人也找不到出路,只能安心读书做学问,而王光祈自己也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

王光祈、曾琦坚决要求不依靠既有势力,要和军阀官僚划清界限,要完全用青年自己的力量建设理想国家。这样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无异于空谈;

卢作孚则不然,他认同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且,他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实现这个理想,他不反对利用青年的力量,但不赞同只依靠青年单枪匹马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最终,不同的主张,让这些热血青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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