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自由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不断恶化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使德国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之中。

普遍的贫困化

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贫困化成为德国日常社会生活的一大特征。这一时期则成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大众贫困”（Pauperismus）时期，从城市到农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据统计，在汉堡、科隆、巴门等大城市的居民中，通常有10—20%需要济贫补助，在经济危机年代，需要补助者则达50%以上。

“大众贫困”时期

在四十年代，德国总人口中估计有5—6%属于失业、无工作能力和贫困者，他们或者得到社会的救济，或者以乞讨为生。此外，还有大量的靠工资为生者、手工业帮工、独自经营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普鲁士，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急需帮助和完全无保障的状态，50%以上的农村居民没有自己的财产，近70%主要靠工资为生。四十年代中期，在下奥地利（Niederösterreich）地区，约13.3万个农民职位中，只有2万个是全职的，另有6.2万个以上仅有1/4的职位。

普遍贫困的原因

这一时期出现普遍贫困的原因很多。1815年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导致这一时期劳动力过剩，进而造成激烈的就业竞争之下的低工资。此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物价上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就更深层次原因而言，民众的普遍贫困与德国从等级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有关，是传统封建自然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种阵痛。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大量人口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封建特权的废除、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处于剧烈动荡过渡时期的人们，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相对弱小的下层民众，必然会出现超常态的贫困状况。

失业人民

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大众生活。1845年以后，德国广大地区出现连年农业欠收。谷物短缺和1846年、1847年的马铃薯霉烂病导致严重的食物供给紧张。到1847年初，符滕堡、黑森卡塞尔、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在普鲁士，1846年的土豆产量仅为1840年正常产量的一半左右，黑麦产量也只有六成。仅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一地，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就达18000人之多。

由此而来的是下层民众的不满和骚动。仅1847年3—6月，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发生的饥饿骚动就在百次以上。此后，虽然1847年秋天的农业丰收使饥荒形势有所改善，但是，1847年底1848年初工商业销售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德国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银行纷纷破产，甚至维也纳银行团也失去了偿付能力；1848年3月初，德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博尔西希机器厂（Borsigsche Maschinenbau-Anstalt）解雇了1/3的工人；3月9日，柏林一个劳动介绍所开张的第一天，登记寻找工作者竟然有六七千人之多。

博尔西希机器厂

大众物质生活贫困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社会动荡加剧，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在1837年到1847年间，被判刑者案例每年增加75%以上，其中妇女占25%—30%，她们大多出于谋求生计而为之。相关统计还表明，1848年革命前，德国每年的偷窃率的上升与谷物价格的波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饥饿和贫困导致人们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