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阎锡山为何能独霸山西三十余年？

阎锡山的智慧才略不是改朝换代，能叫日月换新天的，他一生的过人之处都浓缩在乱世生存之道上，论夹缝求存、左右逢源、独霸一方，民国时期的割据军阀、一方诸侯，恐怕无人能盖过他。

有人曾说：“要了解那时的中国，就得明白山西；要明白山西人，必须搞懂阎锡山。”

借这个问题，少谈政治，多谈存在之道，咱们来聊聊阎锡山。

1883年，阎锡山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据说，阎锡山小时候经常惹是生非，十二岁时曾抓走村东头狼窝中的两只狼崽子，吊在一颗老槐树上，弄得老狼嚎叫不止，搅得全村不得安宁。

还有一次，在私塾里，有个恶少硬叫同学从胯下爬过，阎锡山打抱不平，一刀将恶少刺伤，搞得恶少家族十分愤怒，私塾得罪不起，最后只好勒令他退学。

七岁看大，从小阎锡山的骨子里就有一股子刁钻邪劲，外加一些血性道德。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是个爱投机的小商人，先前开了一家杂货铺，后来为了赚大钱搞起了钱庄，结果因为投机不当，家财全部亏空不说，另外还欠下人家两千吊钱。

因为这个变故，阎锡山的人生闯荡是从随父逃债开始的，这段经历让他吃了不少苦，也为他后来积累下了最原始的生存经验。

二十岁时，逃到太原当店员小伙计的阎锡山，放下店铺小算盘，投考进了山西武备学堂，一年后被官费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是血性青年，那时同盟会在东京搞了一个铁血丈夫团，共计有二十八条好汉，名号后来无不如雷贯耳：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也名列其中。

宣统元年（1909年），二十六岁的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值得注意的是，回国闯官场之初，阎锡山就无师自通地懂得钻营，他先是走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姚鸿法的门路，到山西陆军小学担任教官，后又奋力参加清廷陆军部组织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极力攀交咨局议长梁善济、山西巡抚丁宝铨的亲信，结果在考中陆军兵科举人几个月后，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干上了上校团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阎锡山联合山西同盟会会员，于1911年10月29日在太原发动兵变。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这是阎锡山革命高光的时刻，但许多年后有人披露，当时阎锡山躲在大校场的树林中，坐观成败，后见事情出奇地顺利，这才冲将出来当仁不让地摘桃子。

起义得手后，面对清廷的的镇压之势，阎锡山在野心的驱使下曾做过短暂强硬的对抗，但当乱世枭雄袁世凯重新出山收拾大局后，他迅速失去血性，变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狡猾投机之人。

一方面，他积极靠拢孙中山，促使孙中山多次给袁世凯打电话，声称如不答允阎锡坐山西都督的位子，宁可南北议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暗地里向袁世凯表示诚意，拆孙中山的台，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

阎锡山的两面手法，十分奏效，袁世凯见他不同于其他同盟会会员，便使用笼络手段，将山西交给他，从此阎锡山开始主政山西，成了乱世山西王。

阎锡山刚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时，眼观乱世，他的心态很有意思，他很惧怕袁世凯，又相信自己的八字极贵，具有帝王相。

在这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那一时期的阎锡山没有后来那般狡猾老练，他先是死硬地效忠袁世凯，袁世凯死后，他又选择力挺袁世凯的权力接班人段祺瑞。分析起来，那时的阎锡山大概觉得袁世凯是真龙，只有跟紧真龙，他才有可能也成为真龙。

但随着拥袁称帝、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阎锡山很快看清了乱世，也看清了自己，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将这一套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割据一方，留过洋的阎锡山的确有自己一套治理办法：1、提倡新式作风，男人不再留长辫子，女子不再裹小脚；2、大量兴办新式学校；3、推行“村本政治”；4、发行债券建设窄轨火车；5、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正方形的为好人证，原形的为次好人证，椭圆形的为中人证，三角形的为坏人证。

在这些开明进步的办法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阎锡山在赚钱一项上更是不惜余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家族开发了许多的产业，大肆赚钱，他还特别喜欢发行纸币。

为什么要这么干？

阎锡山有句名言：“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三百块钱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下地干活一年的收入还多。”

近年来，有些人因不满当下而一味地粉饰过去的某一时期、某一地，说到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就有许多人说，当时的山西是乱世中难得的乐土，人人有学上，人人不饿饭。

这种说法很偏激，也不正确，阎锡山没有这样的境界，也绝非心慈手软的老好人。

准确的说法，阎锡山是圆滑的面子，狠硬的里子，他是一手拿他所谓的“仁”，一手拿他所谓的“法”。

不妨来看看阎锡山狠硬的那一面，这才是他独霸山西三十余年的内核。

对待心怀二心的人，阎锡山从来不会心慈手软，李生达不仅叫他杀了，而且李的全家他一个也没有放过。

为了维护手里的权和钱，阎锡山几乎用上了他能想到的所有手段。他效仿江湖帮会的做法，以自己为绝对大哥，以青红帮的名义，在山西各地建立堂口；尤其在军队中，他在每个军长师长身边都安插着两个以上的所谓“服务生”，定期听取情况汇报。

为此，许多山西将领都曾感慨地说：“跟阎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军阀混战时期，对阎锡山而言，山西自立是他的底线，为此，他与老蒋分了合，合了分，与直系、奉系、西北军无不虚与委蛇，相互利用。

抗战前后，阎锡山实处于乱世的夹缝之中，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那一段时期，他在老宅里准备了许多画像，来哪方面的客人，就在屋里挂上哪方面的伟人画像。

面对来自多方势力的压力，阎锡山在逢源之余，曾用自嘲的语气说过另一句阎氏名言：“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颗也不行。”

把四处逢源上升到乱世修为的高度，阎锡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曾将自己二十年不倒的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世事都在矛盾之中，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行事要求事理，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