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高兴的是我在1980年代的初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个优秀的美国作家

作者翻译的《雷格泰姆音乐》

我在1958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留校教二年级英语。由于教学任务很重，加上当年经常批判个人主义，强调人人做好螺丝钉，也就从来没有想过做翻译、写文章等教学以外的事情。我跟外界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要去认识某个出版社编辑的想法。不过，这是当年的普遍现象。年轻教师似乎都心无旁骛，专注于教学工作。

开始跟编辑有来往，是在1981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来。但那并不是我去找编辑，而是编辑找到我。我在国外两年，并不了解国内情况，不知道人们对外国文学的渴望，尤其希望了解20世纪的新作者和新作品。我回国后，领导仍然分配我教二年级英语，我也很安心地重操旧业，一面上课，一面跟着张祥保和周珊凤两位老先生编写教材。我当然也有新的愿望——希望能让我开新课，教美国文学，可以运用我在美国学到的知识。

当时也许有出版社的人来我们系开会，因为赵隆勷先生找我，要我提出一本我想翻译的书。我说我想翻译Robert Penn Warren（罗伯特·佩·华伦）的All the King’s Men（《国王的人马》）。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杨德豫先生知道这本书，已经批准，我可以慢慢翻译起来。一个“慢”字让我拖了好几年，1986年出版时，外国文学又不吃香了，只印了2，800册。

那时我个人的一件大事可能是在家里接待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包文棣先生。当年我住在北大蔚秀园小区一栋楼的四楼，两间小屋子，没有客厅。我和诚恩住大屋，女儿住小屋。我们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大床和堆在床边像小山似的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我们没有桌子，只有诚恩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也许是为了适应逼仄空间专门打的犹如炕桌的小饭桌。那天晚上，包先生摸黑敲开了我们的房门。虽然是贵客（我此前并不认识他，他进门后做了自我介绍），我们也只好请他坐低矮的小桌子边上的小凳子。他自我介绍后很诚恳地要我介绍一本思想性好，没有黄色内容的美国当代小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更没想到除了政治标准外还有个黄色问题。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介绍了Ralph Ellison的Invisible Man。出乎我的意料，包先生说他知道这本小说，可惜还是有点黄色。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只好说，这是一个黑人作家写黑人在美国受歧视的艰难生活，如果这本书是黄色读物的话，我想不出别的思想性好的小说了。我们还聊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包先生十分遗憾的样子。当年的楼道，灯泡多半是坏了的，诚恩打着手电送包先生下楼，我看着高度近视眼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扶着楼梯扶手慢慢地走着，内心百感交集，既感慨他为了工作不辞辛苦，又对自己没能满足他的要求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诚恩的老同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其鼎先生来我们家。诚恩很高兴，留他吃饭，他说他是专程来找我的。我很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找我有什么事情？他开口就问我，有没有什么想翻译的书？我说，没有。他让我再想想，如果有的话，他可以帮忙。我还是说没有，我教课很忙，没有时间做翻译。胡先生忽然十分生气，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从来都是作者求编辑，现在我亲自上门来找你们，你们还不领情？给你们机会，你们还不要！原来，他已经去过我一个同事家，吃了闭门羹才来我们家的。他还说，你们出国进修，一两年的工夫，难道就没有学点东西带回来？胡先生的问题很尖锐，我听了有点不服气。诚恩为了帮助老同学，也劝我想一想有什么好书值得推荐和翻译的。于是，我问胡先生，他想要什么样的书。他说第一，内容要好，对美国社会有批判和揭露，最好视角比较独具一格；第二，创作技巧要独特新颖，不要德莱塞的《嘉莉妹妹》那样的现实主义手法。

可能因为包先生的来访让我回想了一下我在美国读过的作家和作品，胡其鼎一说，我就想起一本也许符合他的要求的作品——E. L. Doctorow的 Ragtime （埃·劳·道克托罗的《雷格泰姆音乐》）。我把故事内容和创作手法大概介绍了一下。胡其鼎很满意，让我马上写个内容介绍。但他随即提出第二个要求，要我写一篇关于1982年美国小说的概述。我大吃一惊，我没有看过什么1982年出版的小说，我怎么写得出来？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当然不可能全看过，但你们系里没有《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吗？你不能去查查资料吗？他还说他可以给我看一篇施咸荣先生写的关于1981年美国小说的文章。

胡其鼎很快寄来了施先生的文章，我照猫画虎写了一篇。《书评周刊》每期一大本，我还要上课、备课、改作业，根本看不过来，只好挑几期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文章，找我知道名字的作者，我现在完全不记得我写了什么，只知道那恐怕是我最武断的推测。胡先生的评价很中肯：写得还不错，只是模仿的痕迹有点明显。不过，我对自己的翻译颇为自信，还特别满意自己对书名的翻译。“ragtime”是一种音乐形式，如果直接按发音翻译，恐怕没人能懂。我翻译为“雷格泰姆音乐”，我认为音乐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在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跟抗战密切相连，《东方红》又反映另外一个时代。这个译法还比较含蓄，符合作家的原意。我跟胡其鼎商量，他也很赞同。由于他催得比较急，我很快交稿。中间还有一个所谓的“黄色”问题。我发现作家在叙述一个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的情感纠纷时描写了她的裸体。我问胡先生这是否算黄色内容，他让我一字不改地如实翻译出来，交给他处理。小说发表后，我发现，所谓“由他处理”就是粗暴地删掉那一段！我还知道了他为什么催得那么着急。原来他和孙绳武先生创办了一本杂志——《外国文学季刊》。这当然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好主意，也确实是本好杂志。可惜他们在积极筹办时忘了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没有去出版总署登记注册！结果没出几期就被迫停刊。然而，胡其鼎认为一本好书，不应该随便埋没，他把小说出了单行本，还让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插画家张守义先生配了插图，奇怪的是，出版社成了外国文学出版社，想来，他们打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还要另外设一个出版社专门出版外国文学的翻译著作。

《雷格泰姆音乐》的作者道格托罗

有一天，胡其鼎忽然告诉我和诚恩，道克托罗来过北京。也许因为我翻译的那本书，作家协会邀请道克托罗访华，还让胡先生和孙绳武先生拿了那本刊登《雷格泰姆音乐》的杂志在招待他的宴会上去送给他，没想到道克托罗问他们买了书的版权没有，而且在他们承认没有买时勃然大怒，搞得他们很下不来台。我感到抱歉，因为我也没有想到，甚至并不知道，翻译别国作家的作品需要买版权的事情。不过，胡先生说，我们还没有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可以不买版权的。他告诉我《外国文学季刊》发表了《雷格泰姆音乐》后读者反响不错，要我“乘胜追击”，赶快再拿出一本好书。正好我的美国朋友寄来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告诉我此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连获普利策等三大图书奖，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要把它拍成电影……我发现这本书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书信体手法，描写美国南方农村一个黑人女孩在安于命运忍受欺凌的情况下由于女性朋友的鼓励和启发终于觉醒，通过顽强拼搏和不懈的努力最后成为独立自强的成功女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和歧视女性，甚至黑人自身的许多问题。我觉得它符合胡先生的要求。于是，我又写了小说的内容简介，在胡其鼎得到领导批准后把它翻译成中文。跟《雷格泰姆音乐》一样，胡先生的出版社没有购买版权。我还是逐字逐句把《紫颜色》全文翻译成汉语，所有关于性方面的问题都由他处理，也就是“一概删除”。两本书都是在1986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紫颜色》作者沃克

我在1986年又有机会去美国访学。到美国后，一直想着版权问题，就去图书馆查阅一本似乎叫《当代美国作家》的参考词典，居然发现了道克托罗和艾丽斯?沃克的通讯地址。于是，我给他们写了信，自报身份，希望见面。他们很快回信，表示欢迎。道克托罗在他纽约的写作室接待了我。一见面他就主动道歉，态度非常诚恳。他说那天他发火后回到宾馆，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识好歹。他其实应该感谢两位办杂志的先生把他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我也表示抱歉，没有在翻译前想办法联系他。我告诉他，《雷格泰姆音乐》后来出了单行本，他非常高兴，开始认真地向我推荐他的《但尼尔之书》，希望我把他翻译成中文，他相信中国读者一定会喜欢的。他还送了我一本小巧玲珑的精装版。其实我看过这本小说。这是他在1970年代出版的关于冷战时期苏联间谍罗森堡夫妇的政治小说。我认为那时候的中国读者是不会喜欢这本书的。我不好意思实话实说，就表示中国读者现在不大喜欢德莱塞的作品了。他非常吃惊，告诉我德莱塞是他的偶像，他继承的就是德莱塞的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当然，他不是模仿，是有自己的创新的（现在想来，这其实是美国多数作家的追求）。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有什么新出版的书和创作计划，他拿出两本书给我看，我记得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诗人的生活》。我回北京后写了一篇访问记，还翻译了其中的一两个短篇。承蒙李文俊先生看上了我的文章和翻译，后来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

有人说，因为《雷格泰姆音乐》，我是第一个把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引入中国的人。其实我当年在美国课堂上没有听说什么后现代主义，讲课的教授和大家的课堂讨论并不谈理论，注重的还是文本分析。我那时候甚至没有听说过“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当然也不了解这个理论。我并不想以此居功自傲。也有一个编辑对我说，她对照原文和我的译本，发现我全书里只有一个错误，把“wrist（手腕）”译成了“腰（waist）”。我很懊恼我检查多次还是有错，尽管是一个小小的瑕疵。不过，我最高兴的是我在1980年代的初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个优秀的美国作家。

我在纽约，也去采访了艾丽斯?沃克（上图）。她似乎不大在意版权问题，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道歉。她更感兴趣的是中国有没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妇女是不是半边天的问题。我告诉她，妇女是能够顶半边天的，但真正做到恐怕还需要时间和条件。她同意我的看法，告诉我，虽然经过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美国黑人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黑人妇女的解放问题恐怕还是遥遥无期。我们相谈甚欢，但我当时对她谈到的非洲女孩的割礼问题一无所知。尤其遗憾的是，我回到北京，实在太忙了，没有把对她的采访落成文字。1995年，译林出版社想出版《紫颜色》，他们买了版权，我请沃克为中译本写了序，算是一种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