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0日这天，昆德拉确定得到了法国的教职，他开着一辆小汽车，带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携妻子离开捷克，前往“别处”，并且再也没有回头。今年7月，94岁的昆德拉再次踏上前往“别处”的旅程，这一次他离开了尘世。7月23日下午，昆德拉在亚洲唯一的学生董强、他的中文译者袁筱一和深度研读过昆德拉的梁永安教授相会于“为了告别的聚会——米兰·昆德拉纪念读书会”，三位学者回顾了各自从1980年代以来屡次阅读昆德拉作品的感悟，他们得出一个共识：昆德拉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经历了特别的“接受史”，他被“神化”了，也被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他的去世提醒这个时代的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阅读需要重新开始。

梁永安教授提到，他在得知昆德拉去世消息的当天，接受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电话采访，在和记者的长谈中他深切感受到，大部分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理解出于中国特有的维度和角度，所以在当下，我们面临着“重读昆德拉”的需求，他的作品将和这个时代的读者发生新的交互反应，会形成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

回望30多年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1987年从英译版转译而来，引发轰动，梁永安当时既觉得这书“难读”，因为小说里密布复杂的哲学思辨和错杂的历史背景，但阅读体验“特别好”：“小说里那些人的处境颠来倒去，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解读不了他们。男主角托马斯特别有意思，他渴望在那个体制里保持自由，他的抗争方式是看似游戏的生活态度，他在表面的放纵下维持着严肃的生命观，我们传统伦理对人的道德要求，在他的身上是失效的。这个小说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认知论去面对复杂的世界。我当时有种感觉，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和伦理观输出简单的好人，那种质朴、单纯是脆弱的。托马斯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判断，他是个复杂的好人，他经历了重的、轻的、形形色色的历练，经历了现代化的淘洗，他的精神世界几经嬗变和重组，他让人看清卑微的人性面对复杂的世界所能承受的碾压和重击。”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这些年，梁永安多次重读昆德拉，随着八十年代逐渐远去，他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更多地感受到，昆德拉在写作中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他在写作中承认个体的价值，尊重个体方方面面的需求，他写社会的多样性，最终思考在社会生存中，个体无法回避的形形色色的差异和矛盾。”

袁筱一谈到，昆德拉对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得他很容易被误解，他是个很擅长写出金句的作家，对他的片言只语的阅读带来的误读就更多了。她认为，在阅读量不对等、对作品认知度存在信息差的情况下，“解读昆德拉”带来的不是理解而是误解。昆德拉的写作内容很丰富，他的小说从形式到内涵都很丰富，他的作品远比他本人丰富，对他最好的纪念是回到他的作品本身，阅读是最真诚的致敬。

她回忆，读大学时第一次读到昆德拉的小说，那是个充斥着校对和装帧错漏的粗糙译本，即便这样，她当时觉得读起来愉快极了。“他早期的小说是好读的，一知半解能读下去，跳着读片段也行，就算有误解也不妨碍顺畅的阅读。他比马尔克斯简单多了。”阅读感好，一半是因为他写得大胆——身体，情欲，性爱冒险，这些是当时的汉语写作尚未涉足的内容。进而，从昆德拉无所禁忌的笔触中，她更体会到写作本身的自由，不仅关于写什么，更事关怎么写，他突破了小说的规则和边界，“叙事还可以是这样的。”

袁筱一得知昆德拉去世消息时，正巧和她在一起的一位中文系教授说：“如果有人来问我阅读昆德拉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他写作的大尺度。”这话半带缅怀半是玩笑，不过袁筱一认为，昆德拉的确是“很敢写”的作家。他写作的“大尺度”，更多在身体之外。“《生活在别处》里，可以看到他对青春时期的革命热情、对青春时期想象的爱情的态度，人总是要进入现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热情、和设想的爱情，一定会爆发矛盾。他写的这些细节，我敢说，是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曾经历过的。”袁筱一强调，昆德拉视小说为不断生产的空间，他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其开放性、可能性，小说意味着偶然进入迷人的风景，他所热爱的、反反复复写的，都是“偶然”，他写下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或一些。

成为昆德拉的译者后，袁筱一更深地体会到昆德拉的复杂及其创作的悖论。他对译著有极为苛刻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译著出版所附生平简介由他亲自定稿，随书出版的评论必须由他指定的评论家写作，他会和译者进行长谈以确保对方“不会异化我的作品”……他的这些强硬的“拒绝阐释”的做法，其实和他在写作中表达的“反对唯一的真理”，形成深刻的矛盾，他对译者和读者的要求，恰恰违背了他作品中的信念。

尽管如此，袁筱一仍然认为，昆德拉是对小说文体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小说家。“他不同时期的小说可以被看成古典乐般的一系列变奏，但这些作品的主题是恒定的。”即便是这样，即便这样消解的手法揭示了残酷的真相，但它们同样告诉读者，人的存在有很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果不借助小说，或者广义上的文学，是不可能被认知的。“昆德拉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对人类抱有深刻的同情。看上去他嘲笑了一切，其实他用玩笑告诉你，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伤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可能存在很多的真相，在所有人类伤害当中最值得同情的是人本身。”袁筱一说，昆德拉的叙事技巧是非常容易模仿的，但模仿者无法成为昆德拉，最终极的差距在于，“他是真的爱人类。”

谈到昆德拉留下的“遗产”，董强自嘲：“我确实得到了世俗意义的昆德拉的‘遗产’——‘他的学生’这个身份。”1980年代，留学法国的董强在职业前景迷茫时遇上昆德拉招博士生，他回想：“如果不是在恰好的时机成为他的学生，当时我可能就改行了。”他完成博士学业期间，国内兴起“昆德拉热”，所以这个昆德拉的正牌学生完美错过昆德拉在中国特殊的“接受史”。当他回到国内，发现自己的导师是“神一般的存在”，以至于很多人不能相信“大神”竟然和普通大学教授一样，也是带学生的。

董强坦言，昆德拉在法国以及欧洲的接受史，和在中国的接受史，是存在错位的。对昆德拉的理解要超越“媚俗”之类金句的刻板印象，重新认知昆德拉就不能忽视“音乐”，“把昆德拉理解成一个音乐家，才可能理解他的小说结构。他的每一部小说就像古典作曲家的每部作品，依次序为作品第几号，要用作曲序列的思维去体会他的小说写作。”进入昆德拉作品内核的更重要因素是理解他的“欧洲性”，董强提到了中文译著中姗姗来迟的《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昆德拉的所有思考是站在‘欧洲人’的角度，甚至，他把拉美看作欧洲的延申。他对亚洲一无所知，他的思考和写作建立于欧洲的视野。他把小说看作‘现代欧洲的儿子’，他认为，欧洲音乐经历了从海顿、巴赫、贝多芬到勋伯格，小说自塞万提斯以后，有一条和音乐对等的轨迹。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作小说这门艺术的守望者，他通过小说理解欧洲的命运，理解20世纪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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