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霖

“我即将告别了”，被誉为“天才历史学者”的46岁青年学者李硕，近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身患绝症，引发无尽惋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是李硕的代表作，也是原计划的“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主要讲述了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该书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李硕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读者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一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震惊的数字

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朝人聚居区。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次发掘并没有清理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清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3层，共掩埋了73具尸骨。

后冈祭祀坑最上层和中间层尸骨照片

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主祭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

这是商朝人祭的一个缩影，那么，人祭在商朝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呢?《翦商》指出，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祭祀坑，已经发掘约1400座。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5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过1万名，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朝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料分散未列入统计。

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曾根据甲骨卜辞统计过殷商诸王的献祭人数。他共找到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片、卜辞1992条，合计共献祭13052人。此外，还有1145条人祭卜辞未记载人数，即便按最少1人计算，甲骨卜辞记载的献祭总人数也会超过1.4万。

消失的殷都

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零星的人祭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4000余年前，早期国家形成，人祭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登峰造极。

商朝用于人祭的对象大部分是异族群体、战俘、奴隶，此外也有商朝的贵族，数量之多、手段之残酷令人闻风丧胆。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此后，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拘禁在殷都，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也被纣王杀害，并或许用于献祭。这些都是周人无法言说的恐惧。

甲骨文里的“翦”字就像一把羽毛装饰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周人取其宏大之意，将灭商的叛乱事业称为“翦商”。一系列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周族人兴起“翦商”大业，并在取得天下后的周公辅政时期彻底禁绝了人祭。

人祭的灭亡，是从打破殷商族民生活圈开始的。继广建诸侯国、迁移殷商族民后，在辅政第七年，周公开始营建洛邑。这意味着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殷都将被彻底摧毁，所有贵贱居民都将被强制迁往洛邑。

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现场

为让“殷顽民”接受现实，顺利搬迁，周公专程赶来监督和督促，并发表讲话，是为《多士》，该文后来收于《尚书》之中。和人们印象中那个彬彬有礼、拘谨保守的周公不同，《多士》展现了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手腕和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能力。

从各种文献看，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多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应当淡化，尽量少让它出现。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翦商》认为，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朝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考古证实，“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夯土，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周人挖开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填埋，重新变成平地。可见，在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直到三千余年后才重见天日。

《翦商》直言，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由此推测，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周人对商朝和历代商王依然又恨又怕，捣毁商王陵寝或许能让他们稍微缓解一些。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

新华夏文明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华夏旧文明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

在李硕看来，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三千年前的全球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

但《翦商》认为，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朝人的人祭，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明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理念。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

《翦商》认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到春秋晚期，孔子用了一个字来定义人和人之间的道德标准，这便是“仁”。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的含义，孔子曰：“爱人。”而实现仁爱的方法，则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这套学说又被孔子的弟子们传承、发扬，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底色。

兴周代商的动因是复杂的，《翦商》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它也在提醒我们，“文明”并不是顺水推舟、随潮而至，而是需要每个人去靠近、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