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争夺人才的效率和胜算，西方国家采取了前置锁定、强化影响、全程跟进的人才识别和吸纳方针，政府资助或扶持的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等是其主要执行平台，而活动形式则包括奖学金、助学金、游学金、校友会、学术研讨会、小范围沙龙等，不一而足

　　这种借助项目聚合人才的方式，不仅极大提高了目标领域的人才适配效率，还保障了对尖端人才的优先挑选权，极大延伸了西方国家的人才争夺触角

　　目前，各前沿行业国际顶级科研期刊与数据库背后的出版商主要来自美西方国家，为这些国家通过出版物和数据库关注、跟踪和对接全球高端人才提供了“隐形翅膀”

　　发展中国家人才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通常需要高水平项目资助，西方国家“顺藤摸瓜”很容易就能理出资助机构、项目成员、团队路线图等信息，进而制定针对性的拉拢人才政策

　　通过政府集中企业顶尖人才联合攻坚、高校以学养业打造全学科人才“近水楼台”，以及龙头带动与企业联盟凝聚人才合力，西方形成了一整套促进人才效能最大化的“科技企业+”人才聚合模式

　　文 | 王杰锋 王莉莉

　　西方国家的全球人才战略是一个随全球发展态势不断升级更新的动态机制，不仅通过传统的科研教育、文化交流和高福利岗位三位一体策略来争夺全球顶尖人才，近年来还形成了锁定、发掘尖端技术人才的新机制，或挖别国关键人才“墙脚”，或以人才合作等方式尽可能拓宽吸引人才渠道，从而加剧了全球人才竞争势头。

　　综观西方的科技优势，其基础支撑不仅仅是它们的引才留才能力，还在于其聚才用才水平。能够整合多方力量激励高水平创新，克服企业彼此独立、研发投入有限导致的人才割裂与创新动能不足，也是西方在科技领域获得了先发优势的重要原因。

　　锁定人才的前置机制

　　为提高人才竞争的效率和胜算，西方国家采取了前置锁定、强化影响、全程跟进的人才识别和吸纳方针，政府资助或扶持的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等是其主要执行平台，而活动形式则包括奖学金、助学金、游学金、校友会、学术研讨会、小范围沙龙等，不一而足。

　　以美国为例，自1919年在纽约成立国际教育协会伊始，以教育和科研交流名义推进公共外交、服务美国国家总体战略便成为其人才网罗行动的方针。

　　目前，该协会直接代表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参与管理富布赖特项目、吉尔曼国际奖学金、汉弗莱奖学金项目和国际访问者领导力项目，为“美国教育”网络提供支持，与美国国防部合作“语言旗舰”和博伦奖等项目，并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手在多国开展项目。

　　截至2022年底，该协会通过全球18个办事处和600多名专家每年负责超过29000名目标人才的影响行动，计划覆盖180个国家。

　　以其参与管理的富布赖特项目为例，这个开创一国政府资助外国留学生先河的教育项目自1946年设立之后经多次修订、重新定位，从最初的利用战后剩余物资与所在国开展有限教育交流演变成如今的面向全世界进行全面教育交流。

　　组织架构方面，该项目由美国国会创建的富布赖特外国奖学金委员会监督，美国与目标国成立的49个双边委员会负责统筹，将全球分为东亚、南亚和中亚、欧洲大陆、中东和北非等六大区域，分别制定不同的资助计划。

　　在美国国务院、国会和双边委员会三大政府机构统筹下，国际教育协会、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富布赖特协会、美国农业部研究生院国际协会、拉美学术与职业项目、教育开发研究院、美国-中东教育与培训服务公司等非政府组织承担实际工作，系统筛选各国符合美国标准的候选人赴美交流，并不断提高外国人才留美学习、生活、就业的融合力度，最终成为美国政府吸纳全球人才的“旗舰”项目。

　　根据该项目的最新报告，截至2019年，该项目每年为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近8000项拨款，几乎覆盖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累计资助近25万名外国精英赴美，交流人员中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有60人、获得普利策奖的有86人、出任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有37人、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有22人，堪称为美国吸纳全球人才、扩散国际影响创造了战略性成果。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苹果公司材料回收实验室，技术人员操作手机拆解回收机器人“黛西”（2023年3月16日摄）   徐剑梅摄/本刊

　　借助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聚合人才

　　为扩大人才来源，西方国家除了采用前置机制遴选人才，也注重对类似机制未能覆盖的精英人才的吸纳，其典型做法就是利用国家科研机构、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引进世界高水平科技人才。

　　在实际运作中，上述平台在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资助下，通过设立补助丰厚的科研项目或热门议题，以国际会议、专题研讨会、专家讲座、技术参观、项目论坛等多种形式邀请各国专家参与，并为年轻精英提供从技术培训到职业认证的服务，项目结束后将表现优异者转正留用，协助其中有意移民的人员办理签证、对接工作岗位，形成完整的吸纳流程。

　　这种借助项目聚合人才的方式，不仅极大提高了目标领域的人才适配效率，还保障了对尖端人才的优先挑选权，极大延伸了西方国家的人才争夺触角。

　　以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为例，其前身为1871年成立的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历经多次合并之后如今成为了涉及能源电力、交通运输、信息通信、设计制造、建筑环境等5大行业40多个专业领域的专业学术机构。

　　目前，该学会在全球153个国家拥有15.8万名注册会员，每年举办超过1200场国际会议，发行700多种出版物，其中41种专业学术期刊及学会快报期刊被SCI、EI等国际顶尖科技索引系统收录。

　　英国政府认定的工程理事会授权该学会在全球授予相关行业的国际工程师资质证书，包括皇家特许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技术工程师、信息通信技术工程师等多个专业级别，鼓励各国符合条件的技术人才申请其认证，由此建立了人才储备库。

　　与此同时，该学会还与多国专业学会签署合作协议，设立个人卓越奖、研究和创新奖、奖学金、旅行奖、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奖项等多种奖励或津贴，如未来人才奖、年度青年女工程师奖、研究生研究奖、哈维工程研究奖、医疗保健技术学生和早期职业奖等，以此来网罗各行业崭露头角的青年精英。

工人在德国辛德尔芬根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工厂生产线上工作（2023年2月13日摄）   新华社/欧新

　　顺藤摸瓜锁定人才

　　目前，各前沿行业国际顶级科研期刊与数据库背后的出版商主要来自美西方国家，为这些国家通过出版物和数据库关注、跟踪和对接全球高端人才提供了“隐形翅膀”。同时，借助论文、报告等收稿机制，西方国家可以实时追踪和了解全球科研成果和项目进度，并与对应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西方顶刊出版商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提供免费的期刊订阅、出版机会和奖学金等方式来吸引他们发表论文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以此有针对性地吸引和拉拢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人才。

　　以美国物理学会旗下《物理评论》系列期刊为例，经过130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由《物理评论》《物理评论快报》《现代物理评论》《应用物理评论》《物理教育研究》等16家期刊组成的出版物矩阵，涵盖了包括天体物理学、量子场论、凝聚态物理学、高能物理学等尖端领域在内的几乎所有物理学领域，每年发表论文超过20000篇，并设立了“物理评论杰出论文奖”等来表彰在物理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是全球物理学领域负有盛名的顶级权威学术成果出版平台。

　　依托这个学术出版平台，美国物理学会与各国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如在2020年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数字图书馆试运行阅读和出版协议，为德国马普协会旗下86个研究所的科学家提供服务，在经过一年运行之后，目前该协议已经延长至2025年。又比如该学会还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瑞典Bibsam科教联盟、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等签订协议，允许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初级研究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类型文章，仅2021年就发表了超过580篇该类型文章。

　　同时，美国物理学会也利用出版优势全力搜罗全球潜在物理学术人才，如2021年举办的首届美国物理学会国际青年领袖论坛便安排《物理评论》编辑召开两场聚焦于年轻物理学家的会议，为来自六大洲22个国家的48名青年物理学家提供专门的论文写作、内容组织、评论评审指导。

　　发展中国家人才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通常需要高水平项目资助，西方国家“顺藤摸瓜”很容易就能理出资助机构、项目成员、团队路线图等信息，进而制定针对性的拉拢人才政策。

　　以日本为例，财团法人长期资助学术期刊是其一大特色。三菱、三井、住友、三和、富士、劝银等财团一直深度参与日本学术、教育、文化事业，并设立了多个公益财团作为资助实施主体。

　　如其中的电气通信普及财团，便长期致力于资助电信相关的学术研究，资助项目包括研究调查、海外研究与特别课程开设、普及利用促进活动、学术讲座等，还设立了电信系统技术奖、跨学科研究奖、人文社会科学奖等多个基金会奖项，表彰优秀著作和研究论文。与此同时，该财团还开展国际交流人才发展援助项目，以大学交流为平台挖掘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领域人才，为其提供一到三年、每年200万日元的补助，并提供日语培训等文化课程。

　　与关系国互通有无

　　西方各国还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关系国人才交流项目，这些关系包括经济联系、历史联系、地缘联系等，由此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人才争夺方针。

　　以日本为例，按产业导向挖掘吸收国际人才一直是其既定政策。1959年，日本便成立由原通商产业省管辖的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面向东南亚等日本产业腹地或目标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人才交流，1970年又成立海外贸易开发协会，强化对日本企业海外经营的服务，其中人才交流便是重点项目。

　　2012年，上述两个协会合并成为海外人力资源与产业发展协会，并于2017年升级为海外技术合作和可持续伙伴关系协会，标志着日本正式形成了依托产业在亚非拉经济联系国开展人才吸纳工作的特色体系。

　　目前，新协会在泰国曼谷、印尼雅加达、印度新德里等地设立多个办事处，管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人才遴选和输送工作，并在东京和大阪设立培训中心，为赴日培训的国际人才提供从食宿到教学的全套服务，更根据受训者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提供差异化环境，打造学员在日本的“家外之家”。

　　按照日本外务省的规划，人才联合培养将作为日本与东盟的三个新合作方向之一，预计到2023年将帮助东盟培养8万名产业人才，以满足数字经济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新需求。

　　一些有过殖民历史的西方国家则利用与前殖民地国家或周边地区的关系，促进人才互通。

　　例如，英国在2022年11月与印度达成英印青年专业人才计划，吸引18岁至30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印裔人才赴英工作生活便是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了青年交流计划，英联邦内部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施的“教育交流计划”，印度、南非等国实施的“专业交流计划”等，其目标便是通过教育、文化、社会、工作等方面的融合，打造一个人才交流体系。

　　负责上述计划实施的是半官方性质的皇家英联邦协会，目前在英联邦地区拥有60多个独立分支机构和合作伙伴组织，由1300名当地精英组成的协会准研究员如青年领袖、杰出女性等负责日常运作。

　　除了上述协会，英国政府还设立官方性质的英联邦奖学金，由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提供大部分拨款，通过设立硕士奖学金、共享硕士奖学金、分站博士奖学金、专业奖学金、性别研究奖学金等分别面向低、中、高收入英联邦国家的奖学金，“将可持续发展与英国利益相结合，支持来自英联邦的未来创新者和领导者，吸引优秀人才进入英国大学就读”。自1960年启动以来，该政府奖学金已授予30000多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专业奖学金所面向的专业是根据英国的发展需求而定的，比如2023年面向的是清洁能源、空气和海洋专业，要求申请人必须证明研究成果能有助于减少化石燃料依赖、降低空气污染率或促进海洋保护，以此响应2021年在英国城市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显示出该类型奖学金具有极强指向性和目的性。

　　“科技企业+”人才聚合模式

　　在大国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西方凭借技术创新的高产和对尖端技术的垄断，往往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不仅缘于其引才留才能力，还在于聚才用才水平。其中具有借鉴价值的是，通过政府集中企业顶尖人才联合攻坚、高校以学养业打造全学科人才“近水楼台”，以及龙头带动与企业联盟凝聚人才合力，西方形成了一整套促进人才效能最大化的“科技企业+”人才聚合模式。

　　模式之一是“科技企业+政府”，集中全球顶尖人才来攻克前沿科技难关。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新制造技术、设备架构和前沿软件等开发愈发难以凭一国一企之力实现，能否克服企业彼此独立、研发投入有限导致的人才割裂与创新动能不足，已成为影响前沿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擅长以政府牵线注资、企业出人出力的模式，实现业内顶尖人才齐聚一堂共克难题。

　　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近期宣布已召集韩国三星公司、瑞典爱立信公司、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等多国半导体企业顶尖人才，为其提供约5000万美元用于共同研发下一代芯片，涉及设备性能、芯片系统、可回收性和可制造性等方面的系统攻坚。

　　通过政府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牵头，西方特别是美国实现了科技企业的人才聚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塞图拉曼·潘查纳坦表示，未来半导体和微电子领域的突破需要材料、设备和系统等多领域研究人才，全方位的人才参与将对美国半导体话语权形成强有力的支持。该机构未来将加大联络业内顶尖企业，与“友好国家”一道促进各类研究人才联盟的诞生。

　　模式之二是“科技企业+高校”，以学养业打造全学科人才“近水楼台”。

　　这一模式结合了高校人才“蓄水池”与高新技术园区人才“栖息地”的优势，实现了人才的全方位高效集聚。

　　例如，帮助阿斯麦创造了光刻机奇迹的荷兰飞利浦公司长期与当地各主要大学和科研院所保持密切联系，一旦在相关专业领域的教授与研究员关系网里定位到符合要求的人才，就会在第一时间展开精准招聘，从而为飞利浦的持续创新打造人才供应链。

　　美国“硅谷之父”特曼在上世纪50年代创办了斯坦福工业园，也是高校与科技企业互利互惠的典范。借助斯坦福大学等加州地区名校的实力，硅谷以“近水楼台”的优势集聚了顶尖科技人才及金融、管理、法学和商业等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或有新技术新理念，或有创造需求实现商用落地的前瞻眼光，在人才聚合的同时也在行业的大浪淘沙中成就了一批复合型人才，他们既是技术权威又擅长领导管理，进而造就了硅谷的成功与兴盛。据了解，谷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惠普等知名科技公司的首批技术研发者和创始人大多来自斯坦福大学。

　　模式之三是“科技企业＋科技企业”，龙头辐射与企业联盟破除人才“孤岛效应”。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激发人才的效能需要靠科技企业之间形成合力。

　　例如，荷兰韦尔克霍芬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基本都得益于飞利浦的孵化，数十家高科技公司直接或间接脱胎于飞利浦，阿斯麦光刻机技术的早期研发团队也出自飞利浦的核心研究部门，这表明行业龙头企业对初创公司的研发支持和人才辐射可极大促进全行业勃兴。

　　在硅谷，高科技企业与初创企业之间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共享机制。除极为核心的人员外，一般人才在同行业的竞争企业间流动没有“竞业禁止”的约束，平均流动率约为20%。这种人才的高流动文化激发了硅谷的自然筛选和自我进化，促进了大量新兴企业的诞生。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换、技术互助等也促进了企业间“人才联盟”的形成。例如，德国卡尔·蔡司集团是阿斯麦投影物镜和照明系统的核心供应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两家公司就定期交换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确保技术、股权、企业文化等能够交流共享。在阿斯麦的帮助下，蔡司在光学研发上取得显著进展，这又反哺阿斯麦突破光刻技术极限，问鼎全球光刻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