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做过老总的书生）

《音乐周报》卢旸的文章旧话重提，王洛宾音乐版权问题又成热点。因为众所周知王氏家属的“地毯式维权”，三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未得廓清。

卢文说:“1994年，一场围绕‘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归属的讨论，在音乐界大规模展开。国内音乐界存在两个观点，一方认为，民歌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财富，不是王洛宾的个人创作，王洛宾本人不拥有这些歌曲的著作权；另一方则认为，王洛宾在搜集、记录、整理这些民歌时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与精力，用法律的观念审视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作品。”

5月12日《北京青年报》刊登著名乐评人金兆钧的文章，忆及当年:“音乐著作权协会的成立，主要是作曲家王立平和谷建芬强烈主张并不懈努力的结果。”“当时一些领导都认为：你拿着国家或团体的工资和稿费，凭什么一辈子还要没完没了地拿钱？”

两个事。第一，民歌本来就存在的，凭什么你记记谱就说版权是你的？第二，就算你付出了劳动，凭什么上辈子拿了下辈子还拿钱？

第一个问题涉及“原创”的概念。版权必须是“原创”，那么民歌是否算整理者的原创？

民歌是民间音乐的高级原生态，是人类文明的特征之一。但传统民歌大多并不是“作品”，构成作品起码需要有固定的旋律、节奏和明确的歌词，从而使跨时空的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

原生态民歌是“前作品”形态，它有调性、节奏型和随时变化、增删的歌词。原生态民间音乐的不固定歌词和不稳定旋律，正是纯粹民歌的特征。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如是说形成作品的动机。

《诗经》使“邶风”“鄘风”“卫风”成为作品。《水浒》使勾栏瓦肆、田夫野老的说话成为作品。李季使陕北酸曲成为当代文学作品，李有源们使《骑白马》成为圣歌，洛宾使西北民歌成为经典。

记谱和固定歌词是使民歌形成质的转换、成为可以传播的作品的质量互变基点。否认洛宾们记录整理民间音乐的不世之功是不科学的。没有尹宜公，哪有《小河淌水》。原以为民歌的《浏阳河》其实是徐叔华词、唐璧光曲。没有杨荫浏，《二泉映月》几乎湮灭。没有1939年洛宾拍电影时听到“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哪有《在那遥远的地方》，哪有1945年陈田鹤在青木关的演奏。

因此，包括民歌的民间音乐原生态、与记谱、整理、编配歌词以后的“民歌”，是质的提升。只有固定旋律与歌词之后的歌曲作品，才可能为广泛传唱传播带来前提。

这道理，古今中外通同。王洛宾的意义就在于他将西北民间传唱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发掘，使其进入二十世纪的人类音乐经典。谁不服，侗族大歌有名吧，“二人转”有名吧，您整出个经典民歌我们瞧瞧。

版权的背后是商业权益。全球闻名的版权狂魔迪士尼声称“总在打官司”也总在胜诉。文艺创作的精髓就是形象、故事和音乐。版权是对智慧和创造性劳动的有价值衡量的尊重，著作权保护得越好，创作越会繁荣。王洛宾有版权无疑，这也是此前有若干判例可循的。关于版权享有多少年，法律规定得也很清楚:如果是公民的，则作者死后五十年内都受法律保护；如果版权在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则作品首次发表后的五十年内受保护。

当然，作品的权益方在版权保护时限范围内，委托有关方进行版权保护，比如洛宾版权的继承方“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信托方式管理，但并未约定放弃诉权”就是正常的。

但是经此授权，版权拥有者便应当与被授权方进行有关权益的协调。其“诉权”也主要应当通过授权方进行，以避免“地毯式诉讼”的尴尬。这就是说，在2046年之前（洛宾的著作权时期），“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应当切实对洛宾的版权，包括许多音乐家的著作版权维护负起责来。

我看这可能是当下的症结所在。

2023.5.13

供图/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