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振邦

有一个词，叫“老百姓”，听起来姿态是放得很低的。

后来觉得，“老百姓”其实是放到陌生城市中仍然能生存下来，却感受不到落差的一群人。

也许是因为较低的期待，他们用朴实的劳动托起了所谓的“富贵”和“才华”。

去年，我去广州参加我至交好友的婚礼，入住了机票自带的酒店。

酒店价格实惠，入住群体们普遍收入不高，大厅只能容纳几张沙发和一个茶几。

闲时我和一位出外打工的大伯聊天，过程很愉快。

依稀记得他说，这一生从建筑施工到室内装修，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给远在山西的儿子置办了房子、娶了媳妇。

我当时算了算，少说也要八十多万呢。

我本以为他六十岁了，结果他告诉我的真实岁数比我想的还要小一岁。

记得他背的行囊很简陋，裹了很多行李，与我有些朋友们精致、具有增值潜力的“包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是装东西的包，区别咋那么大呢？

交谈过后的那一夜，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休息得很差。

因为酒店的装修简陋，淋浴花洒水流的力度，远远不如我平时出门居住的酒店。

广东的冬天也没通暖气，屋子里轰隆隆的中央空调排气扇不停吹着，可干燥的暖风仍然不如地暖舒服。

墙壁有些泛黄，空气中有些霉味，小电视也收不到几个频道。

第二天，酒店大车拉着我们去地铁站时，我观察身边那些背着行囊的打工人，他们好像休息得很好，个个精神饱满。

同样的条件，富裕的人感受不出好，穷人享用起来觉不出苦，是不是物质的丰盈造成了富裕的人感官知觉的残缺呢？

行文到此，我忽然想到了与妻子婚前去乌镇的那次旅行。

我们订了高铁票从杭州行至嘉兴桐乡，又坐着一辆小面包七拐八绕才抵达乌镇。

乌镇分东栅、西栅。

那会儿正赶上“十一”假期，人挺多，去西栅途中必经木心美术馆，东栅则有茅盾的故居。

茅盾先生是1896年出生的，1931年写出小说《子夜》。

三十五岁的他写出的是历史划痕，谱出的是时代之音，展现出作者与身处的时代、环境和阶层对话。

《子夜》中，在波诡云谲的大上海，吴荪甫在惊涛骇浪的资本市场里交易公债，最终折戟沉沙、空空一梦。

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一个读“莎士比亚”，受新学堂教育和古典浪漫骑士精神熏陶的怀春少女，在与吴荪甫结合后，成为了上流社会的金丝雀。

但林佩瑶心中的“白月光”是那个武艺高强、外形英俊的雷鸣。

雷鸣为博得佳人倾心，不辞而别，从军入伍，成为了出色的团级军官参谋长。

可二人重逢时却相顾无言，雷鸣送了林佩瑶一朵白玫瑰花和一本书。二人彼此遵守着中华传统道德操守，谁也没越雷池半步。

文章最后，林佩瑶与吴荪甫的对话让人听了心疼。

“佩瑶！赶紧叫他们收拾，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上轮船出码头。避暑去！”

“那不是太局促了么？可是，也由你。”

略一发问质疑，然后笔锋一转由攻转守、由重到轻，落点“也由你”三个字。

林佩瑶此话一出，即能看见黄浦江畔明事理、也懂情理的闺秀柔情。

茅盾的文字功力也得到了展现，书内书外的故事，都诞生于乌镇水乡；关乎才子佳人，也关乎人文浪漫。

然而，从广州到嘉兴，这两段旅程的回忆总让我感到，人世间不乏差别，却也有相通之处。

打工的大伯很普通，却有着人生的满足，而明星人物林佩瑶，却也有种种“求不得”。

这又是一种对比，且如此鲜明。

像我写作的电脑，是哪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途经了哪位工人的手？

我脚下踏着的地板，又曾经滴过多少师傅们的汗水？

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生计奔波，那些面目平常的“老百姓”与我素未谋面，可无形中仍然以商品为媒介，与我形成服务关系。

我从未看到过他们，也对他们少一些关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根本离不开他们。

我甚至试图离开他们，比如下次去广州要选一家更好的酒店，下次去乌镇一定要开着家用车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车，这是我的虚荣所致。

南怀瑾说：“一世当官九世牛。”

意思说，在轮回的假设里，一世当官所亏欠老百姓的，要用九世做牛来偿还。

所以我想，假如我的后代会以概率论中“正态分布”的趋势逐渐成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到那时，一定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要自己为自己骄傲。

“老百姓”是可敬的。

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奉献本身便是真正的施恩。

老百姓是最该受人尊重的，因为他们书写过历史，也推动着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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