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悦迪
日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已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四大发现”，相关文物有的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有的收藏于各地博物馆、研究院，还有的收藏于相关档案保管机构。本次展览首次将分藏于各处的四大文献荟萃一堂，展出面积近3000平方米，集中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249种382件，是目前为止“四大发现”文物最大规模的展览。
甲骨简牍惊世界
“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共分为“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个专题。
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龙骨”上发现契刻符号，由此发现了3000多年前中原人民使用的古文字。经过罗振玉的查访，始知契刻文字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殷墟甲骨得以重见天日，甲骨文也成为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
此次“殷墟甲骨”专题共展出相关展品50种54件，来自国家图书馆馆藏。其中，“甲骨2174”上面的“兔”字象形基本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现出来，十分生动传神；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中尺寸最大、字数最多的是“甲骨5405”；“甲骨5509”记录了商代日食；“甲骨6006”经著名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与其他甲骨碎片缀合，确定了商王世系，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相关记载基本正确，还对《史记·殷本纪》所记载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解决了商王世系的重大疑问。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支，这批简牍被称作居延汉简。汉武帝时，朝廷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居延汉简的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对研究汉代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这次展出的“居延汉简”专题设计了还原居延地貌的微缩场景，装饰采用了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壁画与简牍等元素，观众置身其中仿佛能够感受到恢宏壮阔、苍凉无际的边塞风光，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触控大屏，查询了解居延地区考古调查与简牍出土等信息。展品分别来自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亮点展品包括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塞上烽火品约》《论语·知道》等，国家图书馆藏《“肩水金关”简》《癸亥诏》等。
内廷边塞有遗音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连接重镇。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指敦煌所出4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敦煌遗书为全世界所知。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万余件，系该馆的镇馆之宝。
“敦煌遗书”专题由“世界的敦煌”及“敦煌的世界”两部分组成，讲述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散经历，回顾敦煌遗书在全世界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概况。此外，本次展览特别整理了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中国纸质古籍的大部分装帧形式都能在敦煌遗书中找到样本或雏形。展览选取了不同时期敦煌石窟的纹样、佛像等元素，并在展厅中大面积采用经典洞窟壁画，营造出璀璨瑰丽的敦煌特色；采用了大量长通柜全方位展现长卷，尽可能让观众看到展品全貌；设置了投影旋钮书架增进互动。
明清档案分为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中各处档案和清各部院衙门档案等。除大部分为汉文外，还有满文老档以及英、法、德等文字的外交档案，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皆在其中。这批长期秘藏于清廷相关部门，清朝灭亡后才得以与公众见面。
“明清档案”专题主要介绍内阁大库档案的流散与重聚过程，以及对其的重视与研究；通过表格、图片与档案展品，生动直观地展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不同时期对于明清档案的保管与利用；从政令文书、古代舆图、宫廷生活、史册典籍四个主题出发，展现出明清档案在内容、形制诸方面的情况。专题展出了清代金匮、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并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清乾隆时期的小金榜、清光绪时期的文科大金榜、国家图书馆藏原内阁大库善本古籍等特色文物。
此次展览不仅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院之间打破馆际、行业资源壁垒，突破地域限制，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中国历史，探索中华文脉的一次圆满联动，更是发挥各自优势，同心协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新尝试。
王国维提出概念
“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的说法，可以追溯到王国维。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现）……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随后，他列举了殷墟甲骨、敦煌及西域简牍、藏经洞写卷、内阁档案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等重要考古成果。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间的看法，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的著作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从商代开始，甚至有人主张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后期开始，也就是要从盘庚迁殷算起，也就是中华文明只能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
现在看起来，这种说法并不公正，因为不但古籍里面的记载比这悠长得多，而且考古学客观的观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文明已有相当高度。以文字为例，商代甲骨文里面发现的文字有四五千个，可知当时文字有了很大发展，而这四千多字还不是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不可能将所有的字包括在内。从这一点就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会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这个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往上推四百多年，这也未必是我们文明的起源。
对于中国历史的质疑，不仅来自国外，也存在于国内。从晚清以来，学术界就流行疑古思潮，对很多古籍是怀疑的。当然，疑古思潮在政治、文化上是进步的、有很大成绩的，可是它也有一种副作用，就是否定太多。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四大发现”纷纷涌现，是一手历史资料大发现的时代，深埋于地下的金石甲骨碑刻墓志简牍文书等文献，纷纷问世。如何运用这些新材料来研究古代历史，就成了当时史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王国维提出要结合传世文献和新的考古成果，对先秦史进行重新考证，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新材料有大价值
古文献的新发现，意义重大。
由于兵燹禁毁、自然灾变以及典藏技术等原因，在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的古籍亡佚惨重，流传下来的不足十分之一。以《汉书·艺文志》为例，该书著录古籍13269卷，可惜流传至今的只有115种。《左传》所记最后年代为公元前467年，而《战国策》所记开始的年代为公元前334年，两者记载出现了约133年的空白，这就导致了历史缺环的出现。
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文献，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等原因，流传至今的数量寥寥无几。20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新发现，让人们看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文献，填补了文献学史上的很多空白。许多见之于后世目录著作中的亡佚文献，也因考古出土而重新问世。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些未经流传的文献版本古老，能够让人们看到文献的原始真实面目，可以证传世文献之信，纠传世文献之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扩充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考古发现与古文献之间相互印证和补充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用“地下之新材料”证明“地上之材料”的可靠，用“地上之材料”去解释“地下之新材料”的价值，这一理论为我国古史考据、文学发展以及考古学研究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当然，出土文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未必就是最好的文本，里面记录的内容未必就全可信。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记录有关苏秦的资料与《战国策》《史记》的记载大相径庭，特别是苏秦与张仪生存时段与传世文献记载时间不合，然而经过考证，还是传世文献记载较为恰切。因此，对新发现文献的研究任重道远。
文献从来不是冰冷的遗存，而是活着的历史。“四大发现”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却是我国百年来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正是举办该展览的独特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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