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有什么共同点？如果爱玛·包法利最后解决了破产危机，她是否可以避免悲剧的结局？为什么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对冤家？英玛·伯格曼为何认为沉默是缓解心灵痛苦的方式？近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最新修订的散文与文学评论集《小说的十字路口》，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上述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
《小说的十字路口》收录了格非对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城堡》《红楼梦》等中外名家经典的分析。全书共分为三辑，收录了他的文化随笔、读书笔记与文学评论，其中既有对卡夫卡、福楼拜、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文学名家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有对英玛·伯格曼、门德尔松等艺术大师的作品鉴赏，每一篇都蕴含了他丰富的阅读、写作及授课经验，文笔犀利，见解独到。
《小说的十字路口》
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指南
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格非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30多年前，格非就以他先锋派作家的身份在国内文坛和读者圈内广受赞誉，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望春风》，中短篇小说《迷舟》《相遇》《隐身衣》，专著《文学的邀约》《雪隐鹭鸶》等等，他的中篇小说《隐身衣》获2015年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获2016年茅盾文学奖。同时，他还是清华大学中文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说小说家的身份为格非讲授文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艺术手段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作为作品呈现出来，体现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思考和与时俱进的分析能力，那么作为教授的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更是天然充满“传道授业解惑”的柔和的体谅，少了高高在上的偏激的审视。
在分析《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时，格非认为读者有时容易陷入对主角“存在意义”的苛求，仿佛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如果不是生来完美的，就必须是为讽刺而生的：“有人说，福楼拜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就是为了批判爱玛身上的浪漫主义，批判她的不合时宜，她的任性和堕落。他们甚至得出结论，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该彻底抛弃浪漫和幻想，脚踏实地地生活。”而他本人对爱玛“浪漫的梦幻”破灭的解读，在结合了社会实际的同时，给读者指明了另一种阅读的逻辑，理性和客观并非只有“批判”这一种表现形式，思考本身可以是平和甚至悲悯的：“……如果说作者对爱玛有一点点指责或哀叹，那也仅仅在于，在作者看来，爱玛对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完全缺乏了解，当她在外省农场的阁楼上贪婪地阅读爱情小说的时候，她身处的法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浪漫’产生的土壤和气候都已消失殆尽。爱玛身上的‘浪漫’对于作者来说，犹如一根探测器。作者试图用它来衡量一下社会的庸俗、残酷程度。”
这样类授课的文学分析对于新时期的读者来说也应当极具启发意义，教授和作家这两个身份在格非身上近乎完美地融合，就像他自己在《写作的恩惠》中所写：“我想，除了写作之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诱人的职业，那就是在大学任教。现在，我同时兼有这两项职业，不仅心满意足，而且简直有些喜出望外。”
文学创作者的经验之谈
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格非也分享了他在多年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
他认为作者和读者作为文学作品创作和接收的两端，最理想的关系应当是在作品中彼此寻找。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躲猫猫，作者躲起来，设置重重机关、驿站甚至彩蛋，然后等待最终被读者找到；而阅读则是读者不断通关寻找作者的过程。在这种双向奔赴中建立起某种美学上的认同，这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而这种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不公开透明的，实际上受作家控制的部分是有限的，因此文学创作过程本身极具“主观性”。
首先，作家很大程度上无法挑选自己的读者，更无法控制读者对于一部作品的理解，阅读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都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影响。
其次是在作家自身的创作过程中，开始可能只需要一个灵感、一个随机的人物，但当行文渐进，故事的内容越发复杂饱满，作家设置的所有人物、所有线索都已经决定了，这就意味着它们在后来的发展中必须遵循既定逻辑，从而强烈地牵制住作家，让作家不能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创作者再赋予人物的语言、行为已经不再完全出自“创造”，而是跟随故事自身的发展轨迹。
在书中，格非这样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作家赋予了作品智慧。相反，小说自身的智慧一直在引导和教育着作家……很多作家进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违背。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一个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不能过于周全。有时，一个作家的初始意念过于强烈，其结果是，意念本身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种意念和价值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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