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不理旧账。

这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治理起来需要花一番大功夫。

在土地财政向政府股权投资财政转型的蓄力阶段，新的政府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保持法律和政治上的中立立场，那就是按照程序来走流程，流程能够走的通要看制度设计是否顺畅，制度不健全的话，那就是立法部门的问题了。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每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有详细的说明，每一笔钱都可以被溯源。

公共服务支出是大头，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投资，既然不是盈利的项目，那么监管部门只需要做到反腐败就算尽职了。至于公共服务支出是否能够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亦或者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这就是地方政府整体执政能力的问题了，集体责任来为公共服务质量买单。

如果公共服务出现了事故，那么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就会被溯源，相应的整个工作流程才会启动内查和整顿。

钱都花到哪去去了？

不充分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国家在考核各地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目标的时候需要因地制宜，这个因地制宜和地区实际情况因素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了。

中国人不喜欢量化标准，我们喜欢的是过得去就好的为人处事习惯，于是大家都能过得去的公共服务质量考核也就是都过的去了。

我们得不到标准化和科学的经济数据统计数据，我们只能估量总体情况来审视政府公共预算，于是一切都是以过得去为社会评价目标了。

多地财政收支告急，政府部门是怎么花钱的？

过去数年土地财政和互联网金融繁荣的时候，大家都在上马商业地产和科技工业园，如今内需和外贸驱动力下降从而影响国内外资本投资信心，土地流转活力下降导致整个产业链陷入萧条。

提升消费信心成为当务之急，长沙网红夜市，淄博的烧烤，武汉小龙虾等各地推出走出门欣赏白月光的城市开放政策，这个时候土地财政建造的殿堂楼阁都被束之高阁了。

新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的写字楼和工业产业园区闲置下来，公共投资这些资产失去了金融杠杆的价值，谁为这些过剩的投资负责呢？

溯源这些过剩投资的政府领导团队吗？

他们没有错，他们遵循了当时的经济规律和国家大政方针，他们为当时经济繁荣做出科学的决策。

只是，他们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关系波动的前瞻性风险预期把握不够。

这是能力问题，而不涉及法律和政治。

国家如果要溯源地方财政收支告急背后的深刻原因，更多只能是看看权力寻租上有没有问题，如果一切都是合法合规，那么这只能算是投资失败的案例沉淀。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提速前进，我们需要在全球资本市场建设另一个“中国”，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保持全球投资和布局的实力，这样以来我们才能够避免周期性遭受国际资本市场战略投资波动而产生的风险影响。

有了层次丰富的价值融资渠道，那么我们的不充分不均衡的经济格局也会得到质量上的扭转，资本是为了持续盈利而战略布局，股权投资式财政是未来政府主要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