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中的作品大多写于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之间，前后跨度近两年。中间尽管也写了其他的小说，但并未收录其中，我希望它们是一个主题、不同位置间的探讨，质量均衡，各篇目间彼此相连又彼此独立，我希望自己完成了此一预期，当然，仅是希望而已，评定权不在我手里。

《夜樱与四季》

张玲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移民》是最早完成的一篇，也是我七年记者生涯的一次总结，此前尽管做的基本都是财经报道，但我从未将商人群体纳入小说写作之中。一方面觉得情感、经历皆相去甚远，二是在处理此类人物或题材上尚未找到一个能够自我说服的办法。现在的方案未必是最好、最合适的，但却是一种办法。写完没多久，我自觉生活与写作都难以为继，于是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广西，在那待了一年。

我不可避免地怀抱着重建生活、搜集素材的期望，所以在那的一年间，我尽量写下了自己的生活与观察，作为训练或是储备。其中一些故事与细节，略作修改后进入到《江洲月》内，其主体故事也正是来自于美容院的一段讲述。当我站在今天，重新回看那些笔记和速写，我觉得它呈现出一种故作的轻松，那种愉悦和我当时的整体感受其实大相径庭。我确实去了一些地方，遇到了一些人，但绝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坐在租来的民宿的厨房内，对着屏幕写作，我的右边是隔断墙，左边是钢制水槽、小冰箱以及花15块钱从超市买来的电暖炉。那炉子不能开很久，每隔一会儿时间我就得起身，把它关掉，以免它因温度过高而起火。傍晚时分，我坐在阳台，看着西山、河流，以及地面缓缓上升的灯火。那里有着数不清的雷暴与大雾，就像诸神在持久地发怒。人们贫穷而多病，不得不一再求医问卜。公寓楼下是个临时菜市场，每天我都会下楼，找附近的农民买点蔬菜，许多食物我闻所未闻。我见过一个骑摩托车男人深情地和后座笼中的鸡对视，仿佛那是他的爱侣，而他不得不把它卖掉；我也曾遇到建筑工人们在积满水洼的废墟里放炮竹，他们看到我，快乐叫道：“阿妹！来玩！来！”我想起卡森·麦卡勒斯的童年故事——她感到花园的围墙之内有个派对，那里面人人兴高采烈，但她却从未获准参与；或是西蒙娜·薇依的感触——她没有受邀进入那个房间。她被隔离在外。我对生活的感受也一样，我们都隔着玻璃看，却无法参与其中，这些陌生的邀请总是让我很感动。

邀请，但仍隔着玻璃。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久时间才有勇气承认那不是自己的地方，根本无法留下。那些笔记的乐观语调，本质上正是对这种窘境与错误的遮掩，所以每个趣味事件乃至人物速写的背后（龙舟赛、龙舟宴、去丹洲等等），它都有个看似突兀的急转直下的结尾。尽管我们可以说，人生没有对错，而写作的意义之一，即是将所有挫折转化为礼物，至少看起来像个礼物，但仍是一段歧路。我也可以看到那段经历的益处，譬如，我真正开始了一个全职作者的生涯，度过了一段焦灼但也平静的时间。它允许我停下思考，而我已疾行太久；它也向我指出，那种记者似的写作方式应该告一段落，故事不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寻。

2021年春节，我开始写、改此前写的小说，《面具》即修改于此时，原稿17000字，在《大益》主编陈鹏的建议下，删去了4000字。同一时期，我开始写作《四季歌》。最开始这是一个讲述俩兄弟的故事，但写的时候，梁波与杨绥之间的关系更突出，我便将重心放在他们之上，第三人的加入使得故事走向再度发生了改变。我不想写都市情感故事，尽管它们看起来是也很难被认定为其他，但我仍然觉得那非我的旨趣所在。小说的动因始终是“爱”而非“爱情”，它延续的是《似是故人来》对于个人幸福、历史记忆的探查和思考。后来的很长时间，我都在修改它，不是内核而是速度。我带着稿子在不同城市间穿梭，感受着每个城市不同的流速，这些流速也影响了我对小说的阅读观感，许多时刻的修改正是基于此而来，它是一个叠加了内心自我和历经城市的平均速度。

在写一个未收录的中篇小说时，我彻底离开了广西，回到了杭州。离开的原因和离开上海的原因大致接近。《奥德赛之妻》写于同年11月，取材自大学时期参与戏剧社和后来参与戏剧工作的经历，因为资料足够，成稿也较为顺利。但我真正想写的还一直没写出来，也就是《洄游》，讲的是渔嫂及一起船难。所以除了基本的资料搜集，我又去了几次奉化桐照，看看自己还能发现什么、有何遗漏。

在回忆自己的写作时，我总想起亚里士多德谈诗作——最重要的是专注，决定一个目标，然后贯彻下去，心无旁骛。事实上，就我的实际写作来看，最初的写作意图极少能被贯彻下去，我的计划一直在被各种各样的新事实、新感触所修改，不断演变的事件进程、不断增补的素材资料、实际写作中的种种阻碍都可能让整个计划彻底转向，除非故事够短而我写得够快。或者这样说才对，我的早期想法太天真、太愚蠢，所以根本不堪一击。最终的成稿舍弃了许多东西，但可能比此前略微清晰。小说写作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对真实人生的模拟，一个句子就是一次抉择，我们面对的都是大片的空白，不安的忧惧的未来，所以迟疑着踌躇着不知将步伐踏向哪里。

我很难说清为什么小说对我有着持续不绝的吸引，我对小说的兴趣和期望远大于我对自己人生的兴趣和期望，我反复审视她仅仅因为她是一个最直接、最长期的观察对象。我在这里谈了太多写作之事，而实际上我应该写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作者跑来跑去，寻找自己的根系和主题、一个人跑来跑去，寻找自己的定居之地，但我没能完成，写不出因为这不完全真实，真实就是她和她都失败了，就像今天的讲述一样，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失败是如何产生而目的是如何偏移的，她们可能获得了某些答案但同时她们也清楚那些答案都是阶段性的，这几年她们感到的否定数目远超她们苦苦想获得的肯定。但奇怪的是她们仍然如此乐观，因为于其而言，小说就是乐观，它根本不是悲伤的沉溺的逃避的消遣而是强力的积极的热忱的行动，尽管你看见那个人不过坐在那边日复一日，所有的冲突与争斗都发生在内部，但通过这样的尝试，它将反复捶打你的精神，再以某种意外的方式作用于你的现实。我努力工作不仅因为我始终坚信，还因为我拒绝相信——不信真理已被揭示，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古典时期即包含着全部的真理，我不信生命是一次次徒劳凄凉的往复，而人类就是一步步地走向衰微、行至末路。希望，厄尔皮斯，赫西俄德写，潘多拉没有听从普拉米修斯的劝告，打开了宙斯赠送的礼盒，所有的礼物都飞了出来，给人间酿成了数不清的灾祸，唯独希望被截住，留在了瓶腹里。所以希望不是礼物，而是包装成礼物的厄运，没有希望的人们反而躲避了宙斯的残酷意志。还是保存这样复杂的缺陷吧，一如情感也是我们的缺陷，我们固执地葆有它们，因为人类的事实就是不完美，因为我们的力量就在其中。

小说集交稿后，我回到了江苏，为下一个作品做准备。这里和杭州、广西都不一样，它有着无止无尽、自由丰沛的晴天，而我其实已经忘记了生命的前17年正是在这样的晴天里度过的。傍晚时分，光线照进西面窗户，房间如同被矿液浸染，黄金在奔涌。我一如既往，最喜欢两个时刻，一是黎明，二是傍晚，它们宛如一次盛大庄严的交接仪式，说着这里的生活凝滞不前中仍有其缓缓的流动。午后时分，如果写得顺利，我就会下楼，去护城河那边走走。然后驻足，在河边长椅上坐会儿，风吹过树梢，空中一丝云也没。那些时刻里，我会想起读过的诗歌，它们和鸟鸣交融在一起，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曲调，但我很少会想起那些已写过的小说，词句和故事都渐渐陌生，离我远去。此刻更是，它是个实体、一个出版物，已被讲述的，不能再重复，我无法为之辩解。如果还能说什么，我想那是一个人或一些人过去的几年，她们的时序，他们的季节，她曾在他人的故事里获得过宽慰，也感受过战栗，所以她携带在身，以至成了她的一部分，而今她拿了出来，交还给他们自身——冀求着，我们能短暂地免于孤独。

（本文摘选自《夜樱与四季》一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