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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其中写到，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些，都将古滇国的存在摆在了世人的眼中。

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个神秘的王国一度离人们十分遥远。可随着上世纪50年代金质“滇王之印”的出土，再到近年来“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大量汉代简牍、封泥、大型建筑基址和丰富器物的出土，都表明汉代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增添了重要实证。

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围终评名单之中。在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出6项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位列其中。可见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成为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重大突破。

就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前，封面新闻对话到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他从河泊所遗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历程说起，谈到了目前考古工作中所取得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已出土简牍1万多片，其中2000多片写有文字。这批简牍为了解汉代如何治理和开发西南边疆提供了新的文献，其释读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发掘布方示意图

揭开司马迁笔下的神秘“古滇国”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经历半个多世纪，中间更有波折的历程。

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的河泊所遗址，最初被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这里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里被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直至2008年滇池盆地区域系统调查对该地点进行了复核，确定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并且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

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片区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及发掘。历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构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际至秦汉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而在2021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中，揭露了主体为两汉时期的堆积，出土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制品2000余件。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并发现了道路、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大量的建筑遗存。这些发现的陆续问世，不仅从实物史料上证明了神秘的古滇国的存在，更弥补了史书中的空白。

“从史书来说，最早记录古滇国的应该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但在其中，对于古滇国，包括‘滇王降汉’的历史过程，记载得非常简略，应该不超过百字。”蒋志龙说，自2014年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启动以来，这一地区经过近10年的考古工作，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很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

“我们在冲积平原地区，尤其在石寨山墓地的附近，发现了埋在石寨山中的滇王，包括他们的从属。那这些人他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在什么地方？就生活在河泊所村附近。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工作，认为河泊所村所在的位置，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或者说古滇国的都城。”

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揭露河道范围

如果说，1956年“滇王之印”出土，揭开了一个沉睡2000多年的神秘王国的面纱。那2019年初，河泊所遗址出土的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则清晰揭示出了当时古滇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这表明汉代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增添了重要实证。

“2019年，我们在考古发现过程中发现了‘滇国相印’的封泥，这在官方的历史文献里面是没有记载的。如今，我们从出土文物里面来看，汉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滇相。并且从当时一个政治体制来看，滇相一定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员，而不是本地的代表。滇王可以作为本地代表，可以管理他的族群。而且滇相是会带着一个班子，来对这个地区进行系统的管理。可见，滇相这个职位不是虚的，而是实际存在的。汉中央政府在设立在赐滇王印，让滇王‘复长其民’的同时，设立了滇相。”

揭露汉代如何治理西南边疆

封泥，一种官印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检的凭证，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出现，曾让蒋志龙印象深刻。因为这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记载的缺失。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

然而在2021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的两次发掘共出土封泥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官印封泥，共358枚。官印封泥不仅包括“益州太守章”“益州长史”“楗为太守章”等郡级官吏的封泥，还包括“建伶令印”“滇池长印”“谷昌丞印”“同劳丞印”等益州郡下辖属县的官吏封泥，目前益州郡下辖24县中有20个县的县级官吏封泥已被发现。

“不仅是各个郡县官吏的封泥，更有汉中央政府的。这些封泥所呈现出来的，是上可到汉中央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同时又与周边郡县有往来的，下可到益州郡下辖县的行政网络，是一个立体的、可串联的、完整的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的封泥被发现之时，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简牍出土。据蒋志龙介绍，在最新的考古发掘中，河泊所遗址已出土简牍1万多片，其中2000多片写有文字。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这批简牍的释读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其中主要反映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官方之间的书信往来，就是文告。另外还有涉及到西汉政府在这些地方推进户籍制度。实际上，通过简牍中的内容，可见这里当时就像中原内地一样，纳入整个郡县制的有效管理，简牍里面所得到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有字简牍

如政区建制、职官制度方面，蒋志龙说，已经从简牍已辨认出益州郡及下辖滇池、建伶等12个县名，涵盖益州郡下辖24个县的一半。“益州郡设了24个县，现在我们整个从简牍里面至少提到了12个县。这里面既提到有户籍方面的制度，提到商业贸易，还有涉及官员任免等一系列的事情。”

展示云南悠久的文化历史

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从证实神秘的古滇国的存在，再到大量文物出土弥补史书中的空白……在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夜以继日，让在史书中记载寥寥的古滇国，有了更为清新的面目。随着越来越多文物和考古发现成果的问世，如何让公众走进考古，搭建起连接公众与文化遗产的桥梁，也成为了业界所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河泊所遗址出土瓦当

在2022年年底，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晋宁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入列立项名单。石寨山古墓群、河泊所遗址两处考古发掘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成为了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能够从众多申报单位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采访中，蒋志龙也说到，云南作为旅游产业发达的地区，一直以来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成为游客们心之向往的旅游胜地。但其实，云南不仅有靓丽的自然风景，更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其实大家对古滇国非常感兴趣，恰巧这个地方又处在昆明滇池东南岸。以往人们来到云南旅行，很多人选择去大理、丽江等地。而随着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也是国家希望能对古滇国的文化方面进行大力深入发掘和阐释。相信在以后，这里可以给游客更多的选择，更多关于云南历史文化的展示。”

说到此处，蒋志龙特别提到了古滇国的青铜器。古滇国以灿烂而独特的青铜文化闻名，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青铜器上承载了很多表现社会生活的器物和场景。其中，出土于云南省石寨山遗址M12墓的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古滇国的刻划着牛的形象的青铜器，从牛的毛发到牛尾，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扣饰也为滇文化青铜器中较有特色的一类器物，具有浓郁滇文化民族色彩。”蒋志龙说道，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大多为青铜礼器。“祭祀是非常森严，所以这些礼器会给人比较威严的印象。但是古滇国的青铜器，非常生动活泼，它所反映的是古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采访中，蒋志龙也提到了三星堆遗址，在他看来，三星堆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极大促进了公众对于考古的兴趣和关心，更对四川的文物考古事业有着推动作用。“从这个点上来说，三星堆也是我们的榜样。”

回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工作，蒋志龙也表示，此次能够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名单，是对于云南的考古工作的认可。“实际上，我们的考古工作在一个面上取得了突破，不仅局限于某一个点上。我们从石寨山墓地的认识，转向墓地主人的生活区域的认识，包括其所居住的都城、村落，甚至到后面益州郡的建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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