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命帝的德治思想概念上虽定义为一种儒学德治理论，但其落脚点则在于社稷和民生。明命帝亲揽大政后，忧勤庶政、尚俭抑奢、崇文重教、完善科举，体恤民瘼，不自暇逸，充分将自身对德治思想的见解付诸于实践，才得以成就一代帝王的宏图伟业。

身体力行勤政

从郑阮纷争到西山起义，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萧条，民情得不到体察，堤堰亦无修，与中国汉朝初年的局势相近，有文臣上书请愿效法道家黄老学说提倡的“无为而治”，而明命皇帝在与礼部尚书郑怀德的交谈中，表达出自己的见解。

“进有上言者或劝朕无为以法古者，朕思之有所未喻，安有事事委弃、垂衣拱手以博无为之名哉?”郑怀德曰:“古所谓无为者何不见其有作为之迹耳，若夫天下之理匪劳奚逸，故欲无为者必先有为，彼上书者未明其理。”这透露出明命认为凡事不能以无为之名而将之推诿放弃，应以“有为”之行动以期“无为”之效果。

明命帝对历朝历代政体明察审慎，史书记载明命帝“凡中外章疏一一经览面谕诸衙拟旨批发，事重者多自拟撰，或草付，或殊批”。又规定朝参事例，是月大朝，二常朝，四廷议，四余日奏事。

设朝会日期，每月大朝两次，常朝四次，在上朝之前，朝臣先上奏，再廷议，大朝两次设在每月朔、望，每月初五、十一、二十一、二十五为常朝。“因百官朝参早晚频数多，无法在署办事以致于延误许多公事，明命帝与六部酌议后，规定每月大朝、常朝、廷议十日，增定奏事九日。

大朝、常朝之日，有皆免朝者亦照常奏事，其余等日，金事”或郎中一人值守朝房、堂官会与公署办事，如遇事有繁重当即奏者则不拘此例。明命三年(1822年)，明命帝制绿头牌发放给官员作为上书进言的渠道，凡遇办事日，诸衙派遣一人将上书之言署名于绿头牌上，有事应奏者并书以进。

明命帝忧勤庶政，病中依然亲览四方章疏，批发不辍，后经文书房阮有挂等上疏以静养为言，明命帝才传谕诸衙“以奇日进绿头牌，偶日停进，但惟事属关要者准即奏闻。”

明命帝以壮年嗣服，励精图治，凡事不与留滞。他认为有初鲜终是人之常情，不能确定是否能坚持如常，所以规定刑部自后诸地方，实录大辟，速奏裁处，不得耽误延滞。帝谕侍臣曰:“好逸恶劳人情之常，朕日早视朝岂不知倦，良以万几至众不得不然，卿等趋赴服勤，朕以体悉。自今诸部有事，当听断者尚书坐堂治事，则参知、事八朝庶事无委积矣。”

明命皇帝熟读四方经略，常用唐玄宗来警醒、鞭策自己，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始勤终息，人情之常，然此皆隆替之所由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前代帝王观之，往往可验唐明皇速称励精之主，开元以前宵衣求理，天宝以后逸欲随生，是一人而二其心也，朕尝鉴戒乎此以永保终誉，每患力不从克，堪使后之人又以今之笑明皇者笑今也。”

明命皇帝亲自写作咏史诗十章，向群臣展示，令群臣读至咏唐明皇有已瘦初缘勤万机，晚年何独太真肥之句因，谕之曰:“朕观明皇初年言行政事皆有可取，晚年溺爱杨妃，政事日怠，所以不克有终也。”

“朕自亲政以来，一年孜孜忧勤庶务，惟乐与卿等裁断事机不敢安逸，未知他日能慎终如始否乎，夫人君之德所其无逸，朕倦勤之后或不如初，卿等宜诵此诗以讽朕，必有所警矣。”

对于政事，明命皇帝不仅能够咨淑善道、察纳雅言，还能灵活变通。明命帝常与群臣谈论为政之道，曰:“先帝间关百战以有天下，及其亲揽大政不自暇逸，今朕守成当与尔等慎之，夫人臣稍有怠惰，犹有所畏而不敢，若人主位尊势隆，谁敢复议之者，惟恐骄侈不期而生，尔等宜交相懋勉、毋惜尽言，俾政臻乃义世措，太平不亦善乎?”

帝召郑怀德、阮有慎谓曰:“朕春秋鼎盛励精听断，惟恐倦勒之后不能如今日耳，夫人臣不敢懈驰有所畏也，人君位尊谁不敬畏，则怠忽之心易生，人臣做戒其君当始终如一，斯善矣。”

彰显出明命皇帝担心为君者位尊势隆，为臣者不敢复议，于是用鼓励人臣尽言之法来使政务臻善以谋取天下之太平。明命八年(1827年)，与群臣论道谕曰:“天下之事到有形不著处，亦须变通方能转运，行得譬之川以筏、海以舟，此常理也。今海运材板则舟不可用，必待筏，然后行观此一事则其他可知也。

朕尝中夜以思，凡所注措，亦欲使天下后世无所置喙，及施行之转觉其难，亦势然耳。且为君者居天下之上，左右前后蒸然愿往，非一也，若事事曲尽物情，则如何可为?夫夏不得不热，冬不得不寒，四序之令犹然，况于政乎?”表明明命帝在处理政务上灵活变通，愿意听取进速之言，以使政务正常运转，妥善解决。

考校官员勤政

明命皇帝对官员也严加考校，督促其杜绝怠政。帝谕之曰：“若部院职官遇奏事日不随班奏事办事，日不诣公署办事者，上司据实参奏，若顾徇容隐，经人参劾或被朕觉出，上司亦交部议处嗣。

今不论大小官司，有怠惰藉非奏事之日乃于私室邀客，间谈饮酒看戏以致公事废驰者，加等重惩不恕，如朕稍事安逸亦须直言匡正，方是君臣交相勉励，用俾政通民和治希上古岂不美乎-日?”表明明命帝对贪图享乐而懒政怠政，废驰公事的官员严惩不贷，认为君臣之间应当匡正直言，交相勉励，才能达到政通人和的境界。

帝召堂官黄金焕等让之曰:“下僚不勤乃上司不能警策之过，今姑免之有旷发者即宜参奏惩治，不然则咎在部长矣，后又准定诸衙奏上章疏，除一日二辰例有内阁收牌并进，余听鸣斗内监接认迟呈。”

明命九年(1828年)，准定自今在京诸衙，凡有诏旨文移传送诸地方事，属军机钱粮紧要者所在，即日覆报常事，月一覆报以备稽考，违诏者随轻重按违制违令律问罪著为令。帝谕吏部曰:“唐虞之治犹云屡省乃成朕心行天下，盖欲臣下咸勤以期于治，自今六部诸衙门凡遇关紧事，有旨速议速查速办者以五日覆奏，不能如限具由请展违者昭，随轻重严议其常事准于一月内办清，简易事不拘此限”。

综上可表明上级官员应当时时警策下僚，明命对为官者公务处理的时效性进行严格管理，一定程度上督促了官员按时完成公务，不与留滞。

对于没有按时参加早朝的官员，降其职以作惩罚。明命皇帝认为廷臣作为自己的脑骨耳目应当要和衷体国，做到众志成城，不能互相推诿、推卸责任。

若心存推卸之见，则不能胜任皇帝所委之事，规定“凡有交议之事，要遵守常例，文武官员均应自下而上，依次建言，一秉公忠，不得询顾私情，相互推诿，并不得无故不朝参公座，如遇关重事，须会同公共议定，十分审熟，然后奏闻，倘有意见同异，不妨于折内别议候旨定夺，不必雷同。若寻常事件，但据现在者议奏毋须等待转滋迟滞，再有旨令速议即依前以五日限，余诸事亦不可过十日，如或艰涩方准请展。”

明命皇帝认真听取官员谏言，赐六部堂官粘身小册各一卷，记录官员览于市朝后所阐发的规划条议。帝谕之曰:“此册随事细书，足便省览朕于市朝之暇，每有所得辄书之次第，举行无少遗略，卿等有规划条议，神于政治者撮而记之，亦是书绅之意也。”

明命每次坐于朝堂听政，必会召两三位大臣与其讲论经理，从古今事迹谈到使者出使外国所见所闻的外国风俗事物，倾听者表现出各式各样的辞色，君臣温存晓谕就像家中父子一般。听取大臣建议，明命认为人臣事君有犯无隐，昔舜戒其臣予违汝强汝无面从尔，当体此意。

事有您违，无惜尽言，以匡朕之不逮，且朕新总万机，安能每事尽善，欲置御史委以献纳，纠弹之职而难其人。帝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君人者当推仁，民之心以及万物使各遂其生。”

帝谓侍臣阮文仲等曰:“人主不可自图安逸，苟精神少倦亦振作之，朕于数十年后倘因倦勤不能因单日听朝之例，亦须二三日或四五日一与卿等面谈，俾精神聚会上下情通，断不可久相间隔，盖君臣之义犹父子之亲也，且言之非难行之为难后日朕不践斯言，卿等亦可执谏也。”可见明命鼓励大臣匡正直言，敢于纳谏，以期促成融洽的君臣关系。

督促皇子勤政

明命皇帝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勤政，考校百官勤政，同时也督促诸皇子勤政。明命二十年(1840年)，协办大学士领平富总督武春谨觐见，明命帝见其须眉尽白，问其年几何?动履尚壮健否?武总督对曰:“臣今六十有八，在所辖领地内经常视察兵民采材木，尤能上下山溪，不觉劳顿。”

帝曰:“朕于宫中亦常步行久习而不知倦，乃知人之动履存乎，习自勉者日强，安惰者日偷，不专在年之老少也。”意为人因运动才能够生存，及时勉励自我的人会逐渐强大而安于现状懒惰的人则会日益退步，这与人之年纪无关。

帝谕诸皇子曰:“我观汝等今日殊不若我之少年昔，我从世祖高皇帝驻嘉定，大驾出征，我长留居守方，冬天冷冽我单衣乘船往来海分，自不觉寒，今汝等年才三十上下已不耐寒暑，他日五六七十何能奋振乎?我今每思自强，不敢遑暇，汝等宜体之，毋徒之事逸乐矣也。”

明命帝以此言做戒皇子要对自己的话深入体会，勤加运动，重视健康，目光长远，不能贪图享乐而懒政怠政。

明命二十一年（1841年），帝谕枢密院和诸皇子曰：“庆节在迩，经准诸地方大吏上京祝嘏，意外之防不可不谨，试关南圻诸省，自我世祖高皇帝大定之后，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诸省以为无可忧者，一旦逆袭构变，据守原藩安城环天下之民，勤力攻剿，历三年而后克之肝脑涂地，言之可为寒心，朕日夜焦劳，惟恐诸省臣不能先事预防耳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