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产生于隋炀帝时期，发展于唐宋，在明清走向鼎盛，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相比于“察举制”、“征辟”、“九品中正制”等任人唯亲的选才方法，科举考试可谓是一种相当公平和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怕被埋没，完全可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从而实现人生抱负。

许多留名青史的名臣、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教育家，比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颜真卿、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朱熹，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之洞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筛选出来的的英才，有的甚至高中过状元。

然而，古今往来，才华横溢的人毕竟是少数，一些不学无术却想入仕的人，就会挖空心思来投机取巧，最为直截了当的投机方式，无疑是找一个枪手替自己代考。

现代人进入考场必须带上准考证和身份证，它们是确认考生身份和防止替考必不可少的证件。那么，古代的高科技很少，在没有相机和照片的情况下，找枪手替考是不是很容易蒙混过关呢？

实际上并非如此，古人的聪明才智比我们想象得要高，他们防止代考的方法不亚于现代人，经过长期摸索和总结，古人发明了三种防止替考的方法。

第一种，准考证制度。

现代考生考试时，必须先报名然后领取准考证，才有资格进入考场。古代实际上也有类似的制度，只不过，古代考生证明身份的凭证叫作“浮票”，清朝时称作“院试卷结票”，相当于现代的准考证和保证书。

上边会写上考生上三代，即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老师、邻居等人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信息，以及自己的姓名、年龄、体貌特征等信息。

“浮票”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有人假冒户籍。

浮票有没有问题，不是自己说了算，考生还要找两名保人画押，来证明票上的信息都是真的。参加乡试、会试如果浮票造假，或者发现有人替考，那么，上面的所有人，包括两名证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保人的选择，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参加“童生试”的考生，一般找当地的秀才来担任，因为秀才算得上当地的知识分子，以私塾先生居多，而且每个地方的秀才数量有限，他能分清谁是不是童生。

参加“乡试”的考生，找的保人一般具有举人的身份。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考生，找的保人级别更高，名气更大，甚至是当朝名臣。

如果替考者被揪出来，不但他的成绩会作废，还要罚他多少年内，甚至终生不得再参加科考。保人同样要受罚，有可能连乌纱帽都要收回。

古代的浮票制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加强周围人对考生的有效监督，二是对考生起到震慑作用，让他不敢违纪。

第二种，识认官点名制。

古代考生进入考场前，要被专人详细地询问和检查身份信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人称之为“识认官”。

早在盛唐时期，朝廷就要求每个考生在考试前，要把个人详细的体貌特征写在纸上，称作履历。进考场时，以便识认官逐一点名和比对。

体貌特征包括，身高是几尺几寸，体态是胖是瘦，还必须有独特的体征，比如，眼鼻子和嘴巴属于什么类型，脸上某处如果有痣、伤疤，或者胎记，等等，都要备注出来。

识认官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得站出来报到，同时，证人也得说话，以保证参加考试的跟信息上记录的是同一个人。

所有识认官在考生入考场前都要先到场，他们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识认官看错或者故意包庇，事后被查出来的话，不但要重罚他，连家人都要殃及。

第三种，连坐制。

到宋朝时，随着参加科考的人逐年上升，为了提高效率，朝廷发明了“互保连坐制”。规定把同一个地区的10个考生分为一保，如果其中一个考生出了问题，其他9人以及保人都要受到处罚。

宋朝不仅对考生的要求很高，对保人的要求同样很高。规定各地在选取保人时，除了对户籍、资历等信息严格考察之外，着重要对保人的道德品质进行认真考察，以上信息如果都没有问题，才有资格做保人。

替考者如果被发现，会被直接戴上枷锁，押到考场外示众。其他九个考生则永远不得参加考试。在如此严厉的制度下，替考的风险很高，所以，考生们只能老老实实，凭自己的真本事去博取功名。同时，还得监督其他考生，以免连带自己。

到明清科考鼎盛时期，相关的制度更加严厉，考试作弊者如果被发现，先是坐牢3个月，然后发配到蛮夷之地充军。到达目的地后，还要大刑伺候，脸上刺字，字迹为所犯之罪。

读书人都好面子，谁能受得了这种“待遇”？只能斩断投机取巧的念想。

古代替考的报酬和风险都很高，总会让一些铤而走险者跃跃欲试。实际上，古代的考试作弊往往发生在“童生试”，在“乡试”、“会试”、“殿试”里，几乎没有人愿意替考。

原因很简单，自己有才华为什么不自己去考试然后做官？做枪手挣那几个报酬实在不划算。

只有那些通过“童生试”的秀才，考试多年还没有考上举人，又加上自己家境贫寒，没有其他一技之长，才会做枪手替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