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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诗人|任嘲我: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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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远至国风汉乐府,近到外卖诗人王计兵,起于民间的诗人以语言浇心中块垒。他们发出的声音,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显得如此稀缺又弥足珍贵。

他们被称为“野生诗人”,但已无法被忽视,有媒体统计,仅在快手、B站和小红书上写诗的人,就超过百万。近日,快手联合单读推出一部由普通劳动者集体完成的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他们是这个社会普通的一员,对诗歌却有着纯粹的热爱,也因为诗歌,他们开始被看见,被关注。近日,红星新闻采访了几位“野生诗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与诗歌。

任嘲我,受访者供图

现年35岁的任嘲我,是一名典型的小镇青年。他身上有“历史”的味道。这种“历史”稍不留意就会沦为统计档案的数字“1”。庆幸的是,诗歌将他拽出来,“历史”得以浮现。

任嘲我自幼家贫。父母是农民,仰赖几亩薄产维持生计。他们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在衣食上却从不肯让儿子受累。起初,任嘲我上进求学;很快又为环境同化:贪玩、打牌、逃课,乃至到初一读书月余,便辍学在家,成了游手好闲的街溜子。

父母无奈地表示,路你自己选,将来不怨我们就行。多年后,当失业的任嘲我,蹲在灶火前,将刚写的诗焚成灰烬时,他只能怪自己年轻,过早地屈从于环境塑造出来的命运。

他在村里捡垃圾,割车前子,偶尔赌牌,眼见要成年了,便出去打工。他辗转于长春、哈尔滨多处工地,可自小娇惯出来的皮肉受不住钢筋水泥的苦,几次退回老家,也因此招来村里的群嘲。“嘲我”的笔名便来源于此。

十九岁,他随老舅去山西某桥梁工程打工,赌气似的干够两年,带着积蓄回乡,推翻土泥墙,盖了砖瓦房,娶妻生女。本想养猪致富,结果惹来一身债,还在盖猪圈顶棚时,摔下来,伤了身,从此受不住重活。不久,养殖业背兴,他卖了猪和妻子南下昆明,又误入“直销组织”,几万块钱打了水漂。

生活还得继续,他入行旅游赚辛苦钱,妻子跑两个商场卖衣服。到2015年,两人返乡,至此人生陷入了“打工与失业”的循环,直到今天。

任嘲我和他妻子,受访者供图

“就是苦了我老婆,跟着我尽受苦了。”任嘲我说,他在一首短诗中,透露妻子有高血压:

妻子看上去像是打不倒的小强

只有我知道是贫穷使她不敢脆弱

她在工作中强忍着眩晕的折磨

血压像过山车一样起落


妻子如此,他自己也因早年的跌跤和苦力,落下病根,没法跑外卖送快递。他们的身体与学历,只能在零工堆里挣扎求存。

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父母总觉得,你写那玩意儿干啥,又换不来钱粮。妻子倒不反对,前提是必须做完手里的营生。于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成了他安顿诗歌的佳期。至少,写诗远胜赌牌。

 

我把一天十三个小时卖给工厂

换回来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

仿佛让我抵押了尊严

又帮我赎回了尊严……

 

谈及这首诗,他说,这是去年他和妻子去常州一家汽车线束厂打工时所写。厂里的老板和班长动辄骂人,叱人为垃圾,还变着法地扣钱。为了生计,工友们一忍再忍。有一次,他和妻子共被扣了一千三,顶得上一月的房租和生活费了。他像一头犟牛,最终靠抗争,争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薪酬。

说到未来,任嘲我对红星新闻说,“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该怎么写诗,就怎么写诗。”随遇而安,或许是他人生历史上唯一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充满想象,或许他可以凭借诗歌带来的慰藉,开启另一段崭新的生活。

红星新闻记者 蒋庆 实习记者 李瑞峰 实习编辑 李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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