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俄军瓦格纳造反，先进军南部军区总部罗斯托夫，又进军莫斯科，又谈判解决问题，又前往野战营地的新闻及其评论到处都是，像部连续剧似地，让人应接不暇。然后有网友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因此这里就放下昨天准备讲的内容，先讲这个。我的看法就是，军队，特别是私人武装的控制，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多变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队的关系，私人武装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队的关系，老蒋体会最多，因为那个时候军阀割剧。军阀小的时候叫土匪，那个时候他们没政权，大了的叫军阀，有地方政权，地方财权。在古代那叫门阀，世家大族，一遇上乱世就招募军队就成了军阀。
西方历史很短，因此普京只能拿1917年的例子来说事，以此来定性瓦格纳。中国历史太长，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西周时有三家分晋，家臣把诸侯给灭了；有楚人不服周自立为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故事；这是以下犯上；有尊王攘夷，将王当猴儿耍。你看，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就有太多这样的事例。
所以历史最终看的是实力，它由强者书写。
汉代有推恩令，目的是为了削藩。简单地说就是，各个刘姓王国原本继承人是谪长子，这样一代一代继承下去，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但王国疆域实力并不缩小，一旦中央实力变弱，地方就会挑战中央政权。这在景帝时就有七国之乱做了注脚。
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并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砸吴太子，没想到竟然失手砸死了。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即宗室，刘姓宗室），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率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这是网上百度的一段。
武帝时削藩，所谓推恩令就是将各王国的封地，将原由各谪长子继承的地，分给各诸侯王的所有儿子，由谪长子继承变成所有儿子都继承，这样各诸侯王的势力就会越削越小，最终无法对抗中央。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后来的问题又冒出来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继续演化。
这就是刺史的崛起。
汉代税收比较轻，因为最初要放水养鱼，通行黄老哲学，所以是三十税一。这是田赋，然后还有人头税和杂税。人头税包括口钱和算赋。口钱是从7到14岁的孩子，每人每年交二十三钱，叫做七岁头钱二十三。算赋是成年自十五至五十六口出一百二十钱或数十钱，商人与奴婢倍之。就是15岁以上到56岁的成年人每年交120钱，商人和奴婢加倍到240钱（有些地方会少些）。杂税有好些种类，标准不一，不多讲。
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局面呢？养不活官员和军队。中央有中央的官员，地方有地方的，国家还有军队。武帝搞推恩令，废掉了各位刘姓王的权利，然后把天下分为十三州，中央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类似于现在中央派往各省的巡视员）。刺史没有固定的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辖区域，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后来，刺史权渐重，积久成制，成为地方行政长官。西汉末到东汉，刺史改称州牧，级别提高，成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州也成了最高地方行政区划。但这个并没有完。
汉代400年，以前的文章中我们讲到，每到寒冷的年月，北方游牧民族牲畜冻死，活下不去了，就南下抢劫，还有汉代轻赋税以后，地方总有天灾人祸，总有懒汉贫民或遇上灾难或重大疾病的家庭卖田卖地，于是就出现将田地卖光的流民，他们要生存，就会扰乱地方治安。地方治安需要和应对北方游牧民族需要，导致各州需要养军队和治安人员等等人众，而中央没有钱到地方，于是中央出政策，让地方想办法搞钱，搞队伍，这样刺史后来就有了财权、军权、人事权。当然，这个过程比较慢，但一两百年后，刺史权力很大，地方军阀如董卓类就出现了。
西汉就有世家大族，东汉刘秀起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扫平天下，靠的还是河南河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跟美国现在的政治世家日本的世家（如安倍）一样的道理。刘秀靠世家成事，夺得天下后，他没有杀功臣，选择回报世家，因此东汉200年整个就是豪门世族的天下。袁绍就是四世三公，曹魏将世家士族政策推到极致，这就是九品中正制（我以前在博客里就讲到过一个证据，就是从族谱中找到一个例子，家族从仕魏羽林郎到唐代中后期，有18代代代为官的例子，最后一代不为官，是因为他要当隐士，我以此证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说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批评有人说那是一个好时代——对士族，那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时代，但对普通百姓，那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漫长时代，类似于中世纪的黑暗）。所以整个东汉后期，从宦官到权臣，到军阀，都不断涌现，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而曹操则是宦官世家，自己拉起的兵（刘备也是，这就跟瓦格纳私家军没有什么不同），后来权倾天下，因此是典型的宦官世家+权臣+军阀的合体。曹操自己不反，他的儿子反，到了司马昭时，一样操作，照葫芦画瓢，照猫画虎，手法一模一样，从魏手中夺得天下，改国号晋。后面类似的还多，如赵宋政权的取得，清代政权的灭亡等，都是孤儿寡母遇上了军人逼宫。
唐代安史之乱，一样是地方政权节度使挑战中央政权，并且成为唐代盛衰的转折点。宋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以文制武，武将地位特别低，所以北宋军队战斗力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发展私家军，因此岳家军就发展起来了，并且有了莫须有，包括明代的戚家军、俞家军，还有清代的湘军、淮军，都是私家军。还有民国的军阀，都是私家军。明代削藩还导致朱棣造反而且还造反成功，后来又有宁王造反失败的案例。
私家军在成长阶段，对国家有大贡献，但在巅峰时期以后，会干出些什么事情，真的不好说，这个没有一定，没有100%。有可能像曹操、司马昭，也有可能像曾国藩，解决太平天国以后，自己解散队伍，成为中兴名臣。但遇到外敌时，也有可能像淮军或者袁世凯的队伍，一败涂地，也有可能像岳家军和戚家军，连战连捷。
所以私家军是一柄双刃剑，如何用，如何控制，用的结果如何，真没有定论。俄罗斯这次与中国历史上不同在于，几年就反，反后再谈判再归复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也有，比如造反的农民军，归降以后再造反，反后再归降也有。但难题在于，普京以后如何控制和使用这支队伍。既然他们现在能反，以后一样能反。目前看是分化解散，但大厨到白俄罗斯，法外开恩。但这事总体来看，普京削藩成功，但那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对俄罗斯来说，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对军队来说，不管什么军队，忠心才是第一位的，而且，党指挥枪是根本。不然最终就会伤害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