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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桥看世界
编辑/木桥看世界
前言
在明朝从上到下的官方文件中，圣旨的运用是最多的。圣旨所指的都是一些重要的政治大事和仪式，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如新君即位或驾崩，立太子，赦免税收等等。
所以，明朝圣旨的末尾往往要着重强调圣旨的内容一定要“咸使与闻”，也就是要为民所知。因圣旨多与恩赦有关，故又被称为“诏赦”。
此外，有些重要的国事还会以诏书的形式公布，或由诏书中的各部门要求其将有关的事情公布于众，因此，这与颁布于某一人身上的诏书或诏书是不一样的，它也是要面向大众的。但要广为流传的圣旨，却不是那么容易颁布的。
嘉靖十四年，巡抚戴璟制定了一份关于府县对里甲赋税的清单，在“府州县每年都要拜贺万寿，冬至节，迎圣旨”一条下，写着：“圣旨一年要交一两银子，合七两银子。”
这说明府州县迎旨仪式每年约有7次。可见，“咸使与闻”这一类的圣旨，在当时是很少出现的。
圣旨从京发往何处
本文从在明朝初期，圣旨的传递是通过使者从朝廷向各省、都司和两京直隶各府和直隶卫发出，而对圣旨的传递主要是通过礼部来完成的。
《大明官制》中说：“礼部每次收到圣旨，都会派人到各地宣读，并事先教导圣旨的接受者和接受者的礼节。”
泰昌元年（一六二○年），《孝元贞皇后与孝和皇后赐名》一文中说：“仪式已成，百官退去，圣旨交于礼部，由信使传遍全国。”
也就是说，圣旨宣读后，就是礼部的人在准备。不过，有些时候，书信的开卷时间并不会跟送信的人一起出京，所以会稍微推迟一些。
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大概是因为礼部那边还在筹备。从使者的地位来看，既有使者的职务，也有使者的职务，包括了中书舍人，给事中，教谕，太仆寺少卿，翰林院编修，总管等等，甚至还包括了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很显然，负责传旨的“使者”并没有固定的标准。
《使东日记》中关于传京圣旨的几点思考
明神宗王氏于万历四十八年（一六二○年）4月6日病逝。和往常一样，他向陛下递交了一份奏章，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5月上旬，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礼部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一道奏折，一道旨意，一道奏章，一道诏书，就是其中之一。”
张鼐，原名世调，又名昭初，为松江府华亭县人。5月10日，谕德与张鼐启程，“向京南五县及辽东与西一带发出通告”。
畿南五郡，是指顺德，广平，大名，河间，永平五府，即畿南五郡。从5月十号离开京城，到7月十号返回京，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拿到了这份诏书。
《使东日记》记录了张鼐此行的一天一天一天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明朝使节携带诏书出京的大体情况。
张鼐所呈上来的只是一道圣旨，具体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七月十四日，皇上命礼部派遣特使，公布皇后娘娘的名讳，旨意是这样的：“皇上命礼部。我的皇后娘娘，与朕共事四十多年，忠厚孝顺，一心一意，在天下间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今突然病故，当有一封信，昭告天下，广纳民心，于七月十三日，昭告天下，赐封天下，赐封为孝端皇后娘娘。尔等部属遂抄送各王府及各处大小官署，以示公文。万历四十八年7月14日。
而通过这一份“敕”，我们也能够猜到其中的意思。只是，张鼐五月十号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带着圣旨。
《明神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说明：“按照《会典》，大行王后的葬礼，有一条由礼部官员主持的程序，当时，我们的藏书中并没有这条旨意，因为我们没有仔细研究，导致了这条旨意的缺失，所以才有了这条旨意。
辅臣方从哲，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草拟一份圣旨，上呈皇上，请陛下抄写一份，以备不时之需。”
事后的补救办法是：“十八日，文华殿下诏，由礼部大员亲自发，请“誊”字，差人送往。”六月一日，“一日日晨刻，奉旨之人，即至。
所以，尽管五月份的时候，张鼐被派去向直隶五州和辽东汇报情况，但当时的官员们都觉得，皇帝的旨意，应当是给礼部一个交代，让他们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在五月份的时候，才会离开京。
但是，过了几天，还是没有等到旨意，他们便在十一月的时候，离开了京城，一边赶路，一边等待。
《使东日记》中有关于“保定城郊”、“伏城驿”、“闾阳驿”、“沙河驿”、除了驿站，还有几处府邸，比如五月十日，他们到良乡的时候，都是“府邸换了主人，在破屋的泥榻上，蚊虫叮咬，睡不着觉”，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到了衙门，衙门里的人都很恭敬地迎接他们。
而邮局也会提前收到邸报上的传讯，提前做好迎接的准备。张鼐在书中写到，天津邮局由于在陆地上等待，没能等到由水上来的他时，写道：“九月九号，由静海出发，由轮船到天津。
有从陆而来的人，却不知道从水中而来的人，当是路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欢迎的机会。天津日日候使者到，使者却在屋中坐着，粮草不备，岂有此理。
李少司徒孟柏登门拜访，侍者慌忙寻了一张椅子，准备就绪。”瑏瑠几声，说明迎接圣旨是很正常的事情
圣旨在府州县卫所之间的迎送
圣旨到了各省，到了直隶各州，到了都司、行都司和直隶卫，便会通过政府和军队的渠道，不断地传达下去。
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引用了弘光帝的《登极诏》中的一句话：“恩赦，以皇帝陛下的圣旨为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明中晚期，各地都由巡抚和巡按接收中央旨意，并将旨意传达给下级官府。
各州收到圣旨后，便会将圣旨送往下属州。从这些零星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接受圣旨和接受圣旨的大致情况。
州府，郡府迎接诏书。接见圣旨是各级官吏的一项重要仪式。嘉靖《固始县志》在《典礼志》的圣旨小节上写道：“‘达纶音’、‘宣德意’、‘升凤’、‘闻龙’，无上圣旨，此为君王，岂有不恭之理？”
《大明会典》对于“迎旨”的仪式也作了明确的规范，即“由县令出城，领人入朝”。比如，圣旨降至江西会城时，就有文武百官前往滕王阁迎接。
从景泰五年（1454年）起，福建怀安县的官吏就经常在距县城西门约三公里处有一座“迎恩亭”，以接受圣旨。
当地官员也会在城外修建一些与迎接诏书有关的建筑物。成化时期，宣城县宁国府的知县就在府衙的东北方修建了皇华馆，郊外有迎亭。
陕西巡抚司程文，在固原州的南面，建造了一座迎诏阁，原因是：“九部之路，最重的就是接待客人，而且，这一次的诏书，只限于边境，并不能代表皇帝的旨意，也不能代表皇帝的旨意，也不能代表皇帝的意思。”
为了使其盛大，州县在接受圣旨时，除了长官和他的部下之外，还要邀请“师生”，也就是儒家的教师和读书人参与圣旨的接受仪式。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巳，革郡县文官、凡有圣旨，皆有文官学士，皆有文官参拜。至于随从，则是弓箭手和仆役。”
余子俊于1471年成立榆林卫后，提出设立卫院的要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常受圣旨，奉旨，缺人。
如果圣旨的内容令人高兴，当地官府便会在官场与街巷里摆上鲜花庆祝。嘉靖《香山县志》中记载：“每一次大典，特使都要在一天之内到达衙门，并在衙门和街道上摆上彩带，按照原来的大典，举行欢迎仪式。”
总之，圣旨宣读的仪式很庄重，也很隆重。在何景明的描述中，这个进程是这样描述的：“大小肃然，皆至郊外迎接；既然召集了众人，那就当着众人的面宣布吧。”
圣旨从官府向州县呈递。旨意到了一座府邸，便要将旨意传递到下属州。
嘉靖《宁国府志》中对县令的描述是：“每有……圣旨，察看，自当遵从，遵从。”
圣旨从府到县，都是用信使来传递，信使可以是文官，也可以是读书人。
嘉靖《香山县志》记载：“郡中举人多有诏书，开阅后，抄写黄视一等，多有杀戮。”
这说明，从广州府至香山县的圣旨，大多是由儒家学子护卫，其礼节水平也随之降低。也就是说，从府到县的圣旨，并不是都是读书人，但是，当读书人的地位比读书人高的时候，圣旨便会受到礼遇。
在《湖广通志》中，蒋信“幼年与百姓为伍，穷困潦倒，知府见他可怜，便诏适属县，赐以贡品，以资救济，而他却一件也不收。”
柳东伯给蒋信的奏折中也有：”正德改元，将沅江县赍诏。”令素闻过你的大名，所以送你一件礼物。请你不要接受。”
除了府往县地传递以外，每一郡都会在接到圣旨后，派出一名官员前往“领诏”。据朱吾弼所述，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人，他的爷爷黄侍曾在瑞州府求取过《上两宫尊号诏》，这是他在1572年之前所做的。
朱吾弼在《外祖孝靖先生梅皋黄公墓志铭》中写道：“今日已是新的一年，以两位太后的名义，昭告世界。老师以正式学生的身份，前往县衙接受圣旨，请假路回毕家。”
三是在都司与卫所之间进行诏令的传达。明朝除了民事制度外，还有一系列的军事制度，那就是都司、卫所、同时，国家的旨意也会传达到卫所，卫所的官员也有责任去接受旨意。到了辽东，“欢迎圣旨”一出，“都司便将圣旨抄录一份，送到各地，宣读圣旨。
与各府、州同在一座城市的衙门，不但遇府县要一同出席迎旨的典礼，而且还必须在衙门中接受所属的兵部的旨意。
结语
从明朝的礼部到南京，到各省（都司），到南北直隶府府，到直隶军，到省到府，由府到县，由县到巡，一直至里甲，可见皇帝权力在明朝底层的持续深入。
这个程序是由一批又一批的人员组成：一批由礼部派遣的行人或中书舍人担任使节，前往南京，前往南北直隶诸州、直隶州，前往各省，并前往辽东都司、万全都司等地方。
各省的巡抚继续将圣旨传到各省的州郡，而都司和驻军等部门将圣旨传到其辖下的州郡；州府派遣一名官员或一名州府学子到各县，或是各县派遣一名州府学子到州府，接诏回县；
诏敕到县后，不仅会在县中的“官亭”、城门、大道上广为流传，而且还会派几名官员到县中的各处巡逻，在需要的时候，将其刊刻在里甲中。
参考文献
1.《海瑞集》
2.《悫书》
3.《明季南略》
4.《无锡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