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之路的选择与变法实质，揭开商鞅必死的真相

秦孝公（前381～前338年）去世后，商鞅被秦惠文王嬴驷杀掉，给人的感觉后者在泄愤，导致后人一股脑把商鞅之死归咎到秦惠文王身上。

实际上，秦孝公虽是商鞅的伯乐，但本人已有除掉商鞅的打算，只是他不方便那样做，因为他《招贤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岂能出尔反尔！

显然，杀了商鞅等于失信于天下，势必影响人才流入秦国的热情，秦孝公本人也会背上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骂名。但是为了平抚因变法而引起人们的愤怒及抵触情绪，商鞅做个替罪羊再合适不过。因此，秦孝公临终前也不给商鞅安排任何后路，任其如一只羊扔到狼群那样身临险境。

继位的秦惠文王自然明白父亲的意图，更清楚弄死商鞅对于他收拢人心的重要意义，所以他需要立刻摆出个姿态给那些群情激愤的看。但是，秦惠文王也找不到杀商鞅的恰当理由，他也在意天下人的眼神，所以最后只能拿“私怨”来充当遮挡布。

什么是私怨呢？原来商鞅在推行新法时受到了太子嬴驷一党的阻挠破坏，为了让新法推行下去，商鞅杀鸡儆猴，割下了嬴驷老师公子虔的鼻子。以私怨报复商鞅有损秦惠文王的形象，但不损国家形象，不影响国家利益，所以秦惠文王的借口只是给公子虔报仇。当然，最后商鞅逃到郑县与秦军打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正好又被安上了“谋反”的罪名。

商鞅对于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料，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出行时前呼后拥，他被上千卫队紧紧裹在中间。秦孝公去世，商鞅也没去吊丧，生怕自投罗网，而是在封地商於精心谋划逃跑路线。

商於之地位于秦、魏、楚三国交界，由商与於中两块地组成，呈西北——东南走向的条状，共长约600里，东西两端若筑塞，南北倚山为险，可以自成一国。春秋争霸时期，楚晋都想占有这个地方，于是楚国在商修城，晋国在於中修城。后来，楚国都城被吴国攻破，秦国出兵助楚国打跑吴国，楚以商於之地答谢。从武关进入商於，然后能直达关中，可见其位置对于秦国的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在秦孝公去世三年前才得到商於之地，加上秦国限制其武装力量的滋长，所以三年下来商鞅自掏腰包只雇了千余人的卫队，还有就是从当地组织起了千余老弱病残士卒，七拼八凑起了二千多良莠不齐的私人武装。当时商鞅形同过街老鼠战战兢兢，这些力量足矣保证他的出行安全，若要固守商於或闯关守塞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求生是人之本能，商鞅不能在封地坐以待毙，否则直接就成了瓮中之鳖，但是他想出逃也是困难重重，不过他自信有逃出秦国的本领。那么，商鞅如何规划逃跑路线呢？

首先逃往楚国不可以，一是需要过秦军把守的武关，二是当时楚国与秦国关系比较密切，商鞅到楚国被遣返回秦国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次是魏国也不愿意收留商鞅，商鞅已经派人到魏国通过气儿，得到了否定的答复，所以离商於比较近的魏城上洛也不能做选择。不过，魏国的态度透露出一点中立，这倒是给了商鞅一丝打擦边球的希望。

再则巴蜀也行不通，道路难走不说，还需经过楚境，而且那还是一个商鞅完全陌生的地方。

最后，商鞅决定来个冒险行动，用最快速度进入关中，然后进入崤函通道（当时还没修建函谷关，由魏国掌控），然后坐木筏走黄河水路，进入韩国。到了韩国后，如果不被接纳，那么再到别的国家。总之，商鞅认为，只要到了关东，他就成了出笼小鸟。

但是要想到达崤函通道最佳路线必须经过秦国的郑县，该城有五千守备，商鞅认为自己二千多人马可以应付，于是直接闯关。但在商鞅制定的战功爵位等级制度刺激下的秦军无比勇猛，商鞅的军队被打的四散溃逃，本人被杀，尸体被运到咸阳车裂。

商鞅为什么没有活路？

一、他不应该接受秦孝公的封地，因为秦国推行郡县制，不会允许诸侯林立的局面出现，所以商鞅那块进嘴的肥肉迟早要吐出来。纵观秦朝历史，凡是被封侯赐地的人都没有善终，商鞅、魏冉、范雎、吕不韦、嫪毐、白起等等，不一而足。

二、商鞅通过严刑峻法把老百姓转化成了战争奴隶，老百姓为了秦国这个战争机器的运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耗尽一生。所以，老百姓苦于战争，但被牢牢绑在战争上不能脱身，成了战争奴隶，而那个慰籍人心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就如毒品一样让人精神兴奋，又将人体摧残。因此，老百姓对始作俑者商鞅恨之入骨，这点在赵良劝告商鞅的话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