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孙犁最后的文字——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孙犁先生

□肖复兴

1995年5月，孙犁先生来信说：“弟今年身体及精力均不如去年，写作已很少。《甲戌理书记》后，又写了续记、三记及四记，均约每篇七千余字，已交天津日报，将陆续发表。因该报文艺评论每月一期，又不能每期都登我的文稿，全部登完，要到年底了。”

当时，这四篇《理书记》我先后都读过，但说心里话，并未真正读懂，更未能读懂那时候孙犁先生的内心涌动，在这四篇《理书记》里溅起的忧郁难解的涟漪。

二十八年过去了，重读这四篇《理书记》，虽然依旧未能完全读懂，却自以为比当年多少接近一些孙犁先生。这四篇《理书记》收在《曲终集》中，《曲终集》是孙犁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这四篇《理书记》整理写成于1995年1月至5月之间。仔细读《曲终集》会发现，这是孙犁先生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了。

在《甲戌理书记》开篇，第一则写《佩文斋书画谱》，孙犁先生首先夫子自道：“大难不死，平生多次，上天既不厌其生存，自当努力，散放余光，使之有所辉照。”可见当时孙犁先生生活与写作状况及其心情，读他的这一批最后的文字，会感慨万端。

孙犁先生晚年写作，读书笔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远多于一般散文。读书笔记基本有两类，一类是书衣文录的短简，一类便是《理书记》这样的耕堂读书随笔、稍微长一些的文章。

两类读书笔记，谈读书，又不局限于读书，常常旁枝斜倚，或借水行船，情不自禁地涉及现实种种，如同肉埋在饭里、刺横在肉中，最是与一般书虫或藏书家就书谈书、考究味浓的读书笔记大不相同。

孙犁先生留下的这四篇《理书记》，便格外值得我们珍视。

之所以叫“理书”，是因为这些古旧书都是孙犁先生多年的珍藏(孙犁先生喜欢古书，入津后便开始钟情购买古书)，“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落实政策后归还一部分。孙犁先生爱书，重见这些书，如见故人，为破损的书包上书衣、制作封套，是其晚年常做的事情，故曰理书。

不过，这样的理书，又不完全是整理的意思，还有他亲力亲为和书亲密接触而涌出的情感与思绪，见诸文字之间。

孙犁先生说：“时至迟暮，仍眷眷如此。余与书籍，相伴一生，即称为黄昏之恋，似亦无不可也。”所谓“黄昏之恋”，即是人与书之间独有的相互关系和情感，可谓至深。

可以看出，对于书，理——读——写，这样三位一体的方式，便区别于一般读书笔记的读、写。有了“理”这样日复一日的亲密接触，又有与书劫后重逢的历史背景和时间流逝的多重作用，其中的感情、感慨，自然便会越发滋味别具，多书外之意。

这四篇《理书记》，值得我们仔细去读，细察其中曲径通幽之处。

《鲁岩所学集》，清人张宗泰所著，曾是郑振铎随身携带所爱之书。理这本书时，看到书皮上多有自己1974年和1975年的题字，已经沧桑斑驳，今又重读，孙犁先生写下了很长的文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孙葆田后序称先生：‘学问质实，非如世人之炫博矜奇也。’正因为质实，故其书得以传世。历史不会收留空腹高心、欺世盗名之作。”显然，最后一句是针对今天而言，因为所谓炫博矜奇、空腹高心、欺世盗名之作，至今犹存。

《爱晚庐随笔》，近人张舜徽所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新版。“此书印数七百五十，而仍有余书，可为赠品，可叹也。”孙犁先生介绍此书经历后，对此书评价道：“内容广泛，经史文艺，无所不包，尤以近代史料为详。所记充实有据，为晚清以来，笔记所少有。”

然后，他感慨道：“而书之命运，竟不入时如此。非著作之过，乃社会、文化风气之过也。”

一则理书记，有书的评价、书的命运、书的感慨，这样三部曲，相互衔接，层层递进，落点同上一则一样，也是感喟当今的社会与文化风气。

同样，在《北隅掌录》里，孙犁先生写道：“古人著述，虽记述一时一地，着眼必从大处，求其能以征信。传语流言，亦无不悉意关情，即能把小事写大。不像今日有些作者，把大事写小，写得猥琐不堪也。”落点依然在今日。何为小事写大？何为大事写小？孙犁先生未及深说，留下空白，引人深思。

不过，可以想到，把小事水发海带似的写大，把大事轻描淡笔掠过、云淡风轻言说、欲言又止遮掩或索性屏蔽隐去，让历史与记忆成一笔糊涂账，并非少见。孙犁先生说得对，是否“能以征信”，是否“悉意关情”，是对文人笔与心的两条PH测试纸。

在《野记》中，更是直指当时文坛，对个别无良文人直抒胸臆地批判。

《野记》一书，为明人祝允明之作。孙犁先生这样写道：“余向不喜明人文章，包括钱氏等大人物之作。余以为明人文章多才子气，才子气即浅薄气，亦即流氓气，与时代社会有关。近日中国文坛，又有此气氲发生，流氓浅薄之作甚多。社会风气堕落，必有此结果也。”尽管说得有些意气，但是，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文艺相应而生之作，恐怕有的还不及明人的才子文章。

《两般秋雨庵随笔》，清人梁绍壬所著，光绪年间印制，当年名噪一时，流行甚广。孙犁先生说其“名不副实”“觉其浅薄”。

关于随笔，孙犁先生喜欢宋元，不喜明清之作，紧接着，落点又不由自主地落在当下。

他说：“近代人粗通文字，写两篇小说，即成为名作家。既不去读书，亦不去采访，自己又无特殊经历。但纷纷去作随笔，以为随笔好作，贫嘴滥舌，胡乱写之即可。其实随笔最不易写好，它需要经验、见解、文字，都要达到高水平。而且极需严肃。流俗之辈，以为下笔即可换钱，只是对随笔的亵渎。”

这番刺耳之言，尽管过去了近三十年，对于今天的随笔写作，其批判与警醒之意，依然具有靶向性。“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字直面现实，气出丹田，颇具针砭时弊之尖锐的鲁迅风。

图书出版，也是孙犁先生关注并指陈之事。《续汇刻书目》为罗振玉所编的书目，琉璃厂印制，书本身偷工减料，纸张和印刷质量不佳，加以年代久远，已是千疮百孔。

孙犁先生为此书整理，记述了这样一段修补过程：“我用小块蓝布，一一补贴，形同僧衣，寒伧而可怜。近日理书，书写了宣纸书签贴上，增加一点新鲜。有的造反派，估计我的藏书，值多少钱。不知像这样的破烂，能值几何？造反派最容易变为向钱看。”

写得真是有意思，有情有景有人，由书勾连出历史，这历史中不仅有出版烟云，还有政治与人心跌宕。

和其他理书记不同，在《牧斋初学集》一则中，孙犁先生没有写书本身，而是写理这本书的当天晚上，“听广播，姚依林逝世。一九四五年冬，余从张家口返冀中时，去北方局组织部办理手续，曾见一面。彼时同志之间，识与不识，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

此文，可与《宋贤遗翰》(此书鲁迅曾称许之)一节孙犁先生写下的话对照来读：“故园消失，草木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

可以看出，故人凋零而引发的悲伤忧郁之情、无可告语之结，在理书之时不时地闪现，让这四篇理书记多了一份更加浓郁的情感分量和独有的暮年之思。

在这里，孙犁先生完全蔓延出书之外，而写到理书当时更为轩豁的情景，写到了人，写到了情，更写到了时代的变迁和人生的况味。笔之落地，依旧是今日，今日的文坛与文人，今日的节物与世况，以及今日的自己。

这一年，孙犁先生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