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何二世而亡。胜得如此辉煌又败得如此迅速，一直被后人议论。大多数人认为当然是秦始皇行暴政不得人心。在《盐铁论》中，桑弘羊认为是奸臣乱政。文革中的造反派说赵高搞反革命复辟，和桑弘羊相同。但有个人的思考却一直被人忽略，那就是汉武帝刘彻。他一生的行为就是吸取秦始皇教训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几个汉初无为而治”的故事。刘邦刚称帝，群臣当着他的面大呼小叫，喝醉了拔剑乱砍。我们想像一下当时的丑态:有个将领和对桌的边喝边吹牛，吹到高兴处，端着碗跑到刘邦跟前，喷出一口酒气:“皇上，你说，是我功劳大还是他大……要是没我.……今天你一定要给我评评这个理……皇上，你一定要跟我干了这碗……”儒生叔孙通帮他制定君臣礼仪，刘邦大喜。(《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阜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謹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可见，儒家理论帮助了刘邦压制了群臣，加强了皇权。

惠帝二年，萧何死了，继任的氶相曹参每天喝酒不管事。惠帝质疑他。曹参说惠帝不如高祖，他也不如萧何，所以沿循高祖和萧何时期的旧制就好了，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去更改。(《史记·曹相国世家·》:择郡国吏木诎於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可见，惠帝有心变革，有为一番，大臣却想沿循旧制，无为。

景帝找了一个儒生首领辕固生和窦太后支持的黄老学派的人辩论。辩到汉代秦的合法性问题时，景帝赶紧打圆场制止。窦太后不服，问辕固生对老子怎么看，辕固生表示不屑，窦太后大怒，要杀他，被景帝救下。(《史记·儒林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日:“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平?”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可见，汉景帝和儒生是同盟，而窦太后代表的外戚权臣势力和黄老学派是同盟。景帝想变革，找儒生来制造舆论，试探窦太后。景帝和儒生失败。

汉武帝16岁登基，立刻召集了以赵绾、王臧为首的一批儒生，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番，好好整顿被后世人誉为“文景之治”的烂摊子。儒生集团觉得改革经验不足，请来他们的老师申生当智囊。申生不愧是活了八十多岁的老儒，老奸巨猾，一眼就看穿了小皇帝和学生们毛手毛脚，不能成事，没有出任何主意，只指点了两句话:“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果然，小皇帝根本没“力”。儒生建议小皇帝不要事事向窦太后汇报。窦太后发动政变，剿灭儒生集团，彻底粉碎了刘彻的亲政企图，并差点废了刘彻。这和后世的戊戌变法一样。武帝和儒生失败。所幸刘彻娶了窦太后的孙女、馆陶公主的女儿当皇后。刘彻求老婆可怜自己，老婆回家向妈妈哭诉。馆陶公主在老妈窦太后面前好说歹说，保住了女婿。(《史记·孝武本纪》: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汉书·武帝纪》: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

刘彻终于明白，他爸爸和爷爷躲在深宫里搞无为而治不是蠢，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爸爸和爷爷时期的形势比他更凶险，刘邦和吕后没杀光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智谋武略都能轻松碾压皇帝，叔伯兄弟们都在外窥视帝位，牵一发动全身，一旦有为失败绝无幸免，所以只能利用这些权臣悍将外戚王公之间的矛盾，维持一个权力均势。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真谛。

汉武帝从此每天打猎喝酒，充分无为。(《汉书·东方朔传》: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耐已。……微行以夜漏下一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熬了六年后，窦太后终于死了。他再次下诏求贤良文学。董仲舒献策说，思想不统一国家就混乱，从今往后不学儒家思想的人朝廷不要再用了。(《汉书·董仲舒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基本听从了这个政策，这就是后世儒家独大的开始。“贤良文学”本来是指学诸子百家学说的知识分子，不限哪一派，之后渐渐完全变成了儒生。

综合以上这些故事，可见:汉初的皇帝一直想用儒生来巩固皇权，大搞有为;而外戚权臣却一直以黄老学派的理论为武器，大搞无为，压制皇权。这和后世的故事完全相反。后世都是皇帝想变革，加强中央集权，而儒家大臣们却用儒家理论为武器，阻扰变革，限制皇权。为何儒生在这时竟成了皇权的盟友呢?

先秦的诸子百家，其实一直在融合。譬如道家的宋研、尹文派，已吸收墨家思想。黄老学派吸收了法家思想。儒家的荀子派，也吸收了法家思想。而法家也吸收了名家思想，所以才有“刑名之学。”、“循名责实”的说法。韩非子又用道德经解释法，吸收了道家思想。到了汉代。融合得更多。儒家荀子的学生是法家李斯、韩非子。李斯的一个学生叫吴公。吴公的一个学生叫贾谊。贾谊建议文帝放弃无为，削藩，和匈奴决战，这是法家思想。但他又建议太子要从小用正人君子包围，“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他又在《过秦论》中总结秦亡是仁义不施，这都是儒家思想。他又写《道德说》，吸收道家思想，以道释儒。从荀子到贾谊的四代师徒中，儒、法、道哪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呢?要求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自己就分明吸收了阴阳家思想，不是原始的儒家。

东方朔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他以诙谐滑稽、辩才无碍传世。《汉书》记载，他对武帝的很多劝谏都祖述尧舜故事，肯定精研过儒家书籍。但一直不得志，有一阵上书求大用，竟又都是商鞅、韩非子的方略，可见他对法家书籍更精通。他写文章自嘲自己精通百家学问，才智无双，却不能像苏秦张仪一样建功立业，这是因为苏秦张仪生当乱世，有才便有需要他的君主，而今天下太平，才智之士无用武之地。可见他也精通纵横家。百家之术就算没有全精通，起码也精通大半。(《汉书·东方朔传》: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

所以汉初的所谓“儒生”，实际是精通诸子百家学问的知识分子，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与后世科举取士的儒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不是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的斗争，而是在野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垄断政权的大贵族们的斗争。大贵族们捡起黄老思想为维持现状服务，要变革现状的在野士人和皇帝当然要捡起别的旗帜来对抗。

那种满口仁义的真儒生，汉武帝其实是不用的。儒生狄山教汉武帝对外和匈奴和亲，对内和诸侯搞兄弟敦睦，斥责对干公亲贵们严格执法的张汤是奸臣。汉武帝大怒，让他去守边，和匈奴人实践自己的仁义思维去。过了一月狄山就被匈奴人割了脑袋，很好地震慑了这种反动儒生。(《史记·酷吏列传·》: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闲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帽。)

即便是奉道家思想为主的统治者也不是都喜欢“无为而治”的。《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为谋反造的舆论，也是施政纲领。主要阐述道家思想，有篇《修务训·》驳斥世俗对“无为而治”的错误理解。他举出神农尧舜禹汤的实例说明从来没有无为而能治的，圣人都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他对无为的解释和我一样，道就是自然规律，无为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做事，而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泥偶，有为就是逆规律做事。至于自然规律是什么，那就人见人殊了。刘安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无为就是依据自然之理立法，遵循法律，排除统治者的私欲邪念。“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黄帝四经》开篇第一句“道生法”，也是这意思。)这显然是在驳斥当权者鼓噪的“清静无为”。接下来他更露骨地大骂窦太后和文景是尊古贱今的乱世暗主。“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如果他谋反成功，其实也一样会用汉武帝搜罗的那群儒生”，只是那群“儒生”辩论政事时会以他们所学的道家思想为主，而不是儒家思想为主，也不会再被称为“儒生”。

可见，鼓吹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并不代表儒家，鼓吹清静无为的权臣也代表不了道家。后世学者，为那些表面词句迷惑，拿后世的儒道想像当时，误以为是儒家和道家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