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活动和意义，国内很多学者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而，对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之间的联系，目前见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当然，这与涉及这一问题的史料较少有很大关系。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与郑和的航行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今天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时候，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传播路线和时间大致是这样的：自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始传后，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伊斯兰教便很快传播到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这些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接着，伊斯兰教又迅速在西班牙(8-10世纪)、中亚(9-11世纪)、南亚(10-13世纪)普遍传播，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不像有的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剑，一手持着《古兰经》”，靠军事征服完成的。在有的地方它确实是伴随着军事征服而传播的，但在大多数地区，它的传播是以非暴力的传教方式完成的。伊斯兰教的主要传播者也并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例如，伊斯兰教向西发展先是从阿拉伯人到埃及人，再由埃及人到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成为穆斯林后，再把伊斯兰教带到北非和西班牙的其他民族中去。向东也是先由阿拉伯人传到西亚的波斯人中，再由波斯人传到中亚的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中，这些民族又把伊斯兰教向东带到中国，向南带到印度等地【1】。这种“接力”式的传播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伊斯兰教15世纪才开始普遍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等地)传播，但传播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到16世纪初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便基本完成了，整个过程不到100年。今天，东南亚海岛地区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约有1.8亿穆斯林人口，占全世界穆斯林近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亚是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其国民90%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穆斯林也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另外在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也有着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

但伊斯兰教是怎样进入东南亚的?它又是如何在东南亚传播的?至今仍是学术界悬而未决、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澳大利亚著名的东南亚学者尼古拉斯·塔林在他的著作《东南亚简明史》中写道：“伊斯兰教从东南亚以外的传入提出了一个文化帝国主义问题：它是如何来的?它又是如何传播的?虽然阿拉伯人早就在商路上建立了殖民点，早在674年前后苏门答腊西岸就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直到14世纪时它才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2】(Ｐ29)

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伊斯兰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也有人认为主要的传播者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是中国人【3】。在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剑桥伊斯兰史》中，“18世纪前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一章的作者虽然倾向于认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是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传入的，但他也承认，关于早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接受伊斯兰教的传说和资料是“很不可靠的”，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迅速传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4】(Ｐ123)。

中国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在1405-1430年间，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七次远航，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郑和的远航与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探险活动相比，不仅规模大、人数多，而且时间也早了近百年。郑和航海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活动和意义，早已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否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有关呢?

如果我们从伊斯兰教在全世界传播的路线、时间、方式来进行宏观的考察，再从中国文献记载的郑和家世、生平和一些有关活动，以及从郑和航线沿途的许多遗迹和民间传说来进行微观的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重要和有趣的联系，也自然会提出一些问题。

问题一：据记载，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在从红海到中国的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地【5】(Ｐ257)。公元8世纪后，更是有大量的穆斯林从海路到中国来经商传教。按理说，伊斯兰教应先在沿途各地广泛传播，然后才到达中国。但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规模迅速传播却是在15世纪以后，也就是说，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才开始的。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时间上来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全面传播与郑和航海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

问题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区正是郑和航行中活动最频繁的满剌加、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在郑和舰队的活动难以抵达的东南亚半岛内陆地区(今天的缅、泰、老、柬、越)，伊斯兰教基本就没有传入。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当然，有人会说，东南亚海岛地区也正是阿拉伯人东来的必经之路，所以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该主要是阿拉伯人。从逻辑上来说确实应该如此。但我又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同样是阿拉伯人活动范围内、而且比东南亚各国距阿拉伯半岛更近的锡兰、印度南部等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反而却远没有在东南亚海岛地区普遍呢?

问题三：郑和本人是穆斯林，但从有关的史料来看，他前几次的航行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并不多。但他后期的几次航行却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如第三次航行归来后到故乡云南昆阳上坟，参加伊斯兰斋月活动，从第四次航行起带上了马欢、哈三等穆斯林随员，第五次出访前到泉州拜谒伊斯兰先贤墓，后来又帮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第七次远航时派洪保、马欢等人出访伊斯兰圣地麦加，等等。郑和后期航海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为什么会增多?这是否与他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需要有关呢?

如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确实有重要联系。

二、15世纪时中国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的情况

如果要作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郑和有联系的推论，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必须具备向东南亚传播的条件。

伊斯兰教始传后不久就通过著名的陆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据记载，唐代在中国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来华不归的使臣、士兵、学者。伊斯兰教也随他们来到了中国。宋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到中国来的西亚穆斯林更多，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还出现一些规模壮观的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等。到了元朝时，中国与西亚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国中，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大批中亚、西亚的各族穆斯林迁入中国，被统称为“回回”。另外，在元朝实行的等级统治制度中，回回属于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在元朝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之多，以致于《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以汉语为其语言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比较集中地聚居在甘肃、陕西、宁夏、云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两岸也有许多穆斯林聚居区。当时，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协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蓝玉、冯胜、沐英、丁德兴等一批重要将领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见一斑。郑和的家乡、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元代因来自西域的赛典赤·赡思丁主政多年，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较多、伊斯兰宗教文化较发达的一个省份。

除了人数众多外，更重要的是，元明时期中国穆斯林严格地遵守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点的宗教礼仪、习俗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制度，开展了传抄和背诵《古兰经》、用汉文碑刻记载伊斯兰教义等宗教学术活动，还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规模宏伟、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清真寺。这一切都说明，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已完全具备了向外发展和传播的条件。

而当时东南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由于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东南亚海岛地区长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虽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国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至少到13世纪末，伊斯兰教在绝大部分地区仍没有多少影响。现在惟一能说明当时东南亚已传入伊斯兰教的根据(也是西方学者认为东南亚伊斯兰教是由印度传入的依据)，是在苏门答腊北端发现的一块穆斯林苏丹墓碑。这块碑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时间是1297年。但仅此而已。英国东南亚史学者霍尔认为，除苏门答腊北端外，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纪以后才传入伊斯兰教的。马可·波罗父子13世纪末从中国返回欧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4世纪中期往返中国的途中都曾经过苏门答腊等地。据他们记载，当地人多为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刚刚才开始传播，信奉者很少【5】(Ｐ258)。

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中也记载了当时爪哇等地除外来移民外，当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这里说的“鬼教”很可能是当地的原始宗教。郑和的另一重要随员费信在谈到彭国(今马来西亚的彭州)时也写道，“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6】。沿海交通要途的情况尚且如此，在其他遥远偏僻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更罕见了。而从另一方面来看，14世纪后期，在中亚的帖木儿率领下，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西南亚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伊斯兰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和打击，西亚、波斯、印度等地呈现一片破败衰落的景象，昔日繁荣的印度洋海上商路也日趋萧条。因此，此时伊斯兰教已很难再经海路从西面向东南亚海岛地区发展。

综上所述，在14-15世纪之交，中国的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达到其鼎盛时期。而东南亚虽然早已从其西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信仰者人数一直很少。而且由于当时西南亚的衰落，传入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已成了无源之水。于是，中国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就如同两处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样，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只要有一条能连通两边的渠道，高处的水就会流向低处。这条连接15世纪中国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郑和。

三、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

郑和在海外确实进行过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综合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发表的论著以及笔者粗浅的研究，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旧港、爪哇和马六甲等地。

(一)旧港　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巨港)是南洋重镇。明朝统一中国后，一些反明势力流亡到南洋诸岛，从事反明活动。有的沦为海盗，掠夺过往商旅。当时占踞旧港的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动辄便夺财物”【7】。明初还不断有人从广东、福建等地逃居旧港。值得注意的是，从元到明的改朝换代之际，当时从大陆逃到南洋诸岛的人中有不少的是穆斯林【7】。因此，清除海上交通障碍，重新确立中国对南洋的控制和影响，是郑和航行的主要任务之一。

郑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旧港铲除海盗陈祖义，提拔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社区。”【3】这样，郑和便通过华人和伊斯兰教这两重关系确保旧港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郑和不仅每次出航都要到旧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间)又专程去旧港解决施进卿死后的继承问题，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旧港宣慰使，可见他对旧港地位的重视。

关于依靠华人穆斯林的问题，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中国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国的穆斯林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在上述冒险事业中都是先驱者，他们既是穆斯林，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尔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兰社区，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兰教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