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不靠谱，哪怕作为猜测也没有多少依据。今年出生人口的准确数字要到明年年初才发布，相对于统计局的数据，答主更愿意采信公安的户籍数据。并且人口普查也都会对之前年份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修订。不过，现在已经5月下旬，预建档一般在怀孕停经后7-8周，今年出生人口相对于去年的趋势性变化，卫健系统应该已经基本有数了。
大棋党、赢麻党喜欢轻描淡写“工业化、城市化必然生育率大跌”、“经济越发展生育率越低”，选择性无视中国人口危机的结构性问题。当然，现实世界的情况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等确实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但如果从他们坚信的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口的问题远比他们想象中更严峻。
中日韩这东亚三兄弟，人口密度（胡焕庸线以西除外）、经济发展模式（高积累，出口导向，基建狂魔，高房价，产业政策……）、社会文化（内卷，工具人，加班，供养者婚恋负担，父权传统……）都很接近，日韩的人口出生率和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趋势上的相关性，可以为中国提供参考借鉴。
以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标准，2022年中国65%的城镇化率，其实只相当于60年代初的日本，80年代中期的韩国。
而从人均GDP的角度看，和同期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对比，2022年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7%，相当于60年代初的日本，80年代中后期的韩国；和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对比，2022年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英法德普遍水平（四万多美元）的三成不到，相当于60年代初的日本，80年代中前期的韩国。
而剔除通货膨胀影响，以美元的历史可比价计算，2022年中国的12700美元人均GDP，介于日本1968年（1451美元）和1969年（1684美元）之间，介于韩国1988年（4748美元）和1989年（5817美元）之间。
综上所述，今天的中国，很多方面可以类比为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换句话说，日本在很多方面是领先中国50-60年的领先指标，韩国是领先中国30-40年的领先指标。
而这是60年代日本和80年代韩国的总和生育率：
可以看出，不管是60年代的日本，还是80年代的韩国，总和生育率都远远高于现在的中国——根据2022年的统计局出生人口数据（普遍比公安系统的要高很多，实际出生情况肯定比统计局数据更低）测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1。
而从后续日韩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两国在类似中国现在发展水平年代之后，总和生育率又经历了长期的下跌。而这恐怕会得出一个推论：今天中国1.1的总和生育率，并未见底。
今天作为生育主力的90后，父母辈仍然观念传统，有很强的催婚、催生动机。但十几年后，等00后甚至10后成为生育主力，他们的父母可能更“开明”，有更多的后现代观念。同时，随着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拉升整体生育水平的农村、老少边穷地区人群规模也会进一步缩小，现阶段给生育率“兜底”的因素仍然在不断消失。
从80年代末到现在，韩国的女性不婚族比例增长了10倍多。而从日本男女的不婚比例，过去50多年也从不足5%，增长到现在的接近30%（男）和接近20%（女）。以后国内的不婚不育者也会越来越多，实际上答主这一代（90年代初出生，现在30岁左右的人群）人就已经初露端倪，同学、同事，30岁以上未婚、未育者堪称车载斗量。实际上发达国家能在大量不婚不育、LGBT存在的同时，维持还过得去的生育率，是靠主流家庭高比例地2孩、3孩，但中国作为一个一胎化计划生育执行了接近40年、几代人时间的社会，“只生一个好”已经成为极高比例群体的思想钢印，基于此的过度精细化的养育、极度内卷的教育，也和“多生”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一胎化计划生育实施后，从80后、90后到00后，代际人口规模不断萎缩，并且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的严厉化，出生性别比一路走高，女性人口规模萎缩得更甚。根据七普数据，作为生育主力的25-34岁女性，有1.08亿。而作为新生代、后备力量的15-24岁女性，只有6890万。后者只有前者的63%。
从这个角度看，到了30年代初期，年出生人口可能比20年代初期（1000万左右）打6折甚至更多，一年只出生500万人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往好处想“，4-2-1式的、代际人口依次减半（甚至还不止，如果生育率继续下跌到韩国甚至更低水平）的人口螺旋通缩，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给中国国运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造成巨大负面影响。东北的今天，可能是全国多数地方的明天。农村、小镇无人区化，像样点的城市鹤岗化，大城市抚顺化——80年代以前，抚顺是比杭州还大的城市。
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局面（提早几十年进入严重少子化，且形势严峻得多），背后是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全球最严厉的计划生育，还坚持了40年、几代人的时间。
计划生育一方面从源头大量减少了育龄女性的数量，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最后一个出生人口高峰，之后随着计划生育的严厉程度升级而大跌，且女孩跌得尤其多，整个90年代到00年代，都是出生性别比不断恶化的历史时期。
另一方面也塑造出“只生一个好”的模因（meme），乃至成为后来的年轻人（出生于计划生育严厉时期的小孩，从小习惯并适应独生子女场景）的思想钢印，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而传统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冲工业化、城市化对生育率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实际上，）
客观地说，人口并不是无限制地越多越好。尤其是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生产力比较落后、到处都是“短缺”的时候。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吃饭压力和就业压力都无比庞大。现在的所谓“就业难”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大量工作年轻人不愿意干了，跟50-70年代那种，什么城市工作的都安置不了，以至于必须上山下乡分流人口的（真）就业难，不是一个概念。
而大量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确实有点“过剩人口”的意味，八九十年代的治安恶劣、社会混乱，也有青壮年劳动力过剩的背景。
在那个历史年代，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生育，是合理的。但是，是否应强制一胎化，值得商榷。毕竟，全世界长期严厉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只此一家。
而在90年代，经济发展明显起色，生育率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民众观念变化而不断下降，甚至在90年代初已经跌破2.0的世代更替水平后，还继续执行一胎化政策，甚至更严厉、强度更高，不惜制造大量社会矛盾和人伦惨剧（90年代起，和计划生育有关的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式增加，90后的独生子女比例也显著高于80后），就很有问题了。
至于00年之后，中国经济起飞，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启动，各种财富机会、就业机会爆发式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还继续刚性地执行原有计划生育政策，就完全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甚至到了10年代，还出现“安康孕妇被强制引产”、“张艺谋生三胎被巨额罚款”这样的事情。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只有1.18，已经低于作为老龄化少子化代表的日本。
作为对照：2012年的夏天，我刷到一个新闻“伊朗废除实行了20余年的计划生育”。彼时，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刚跌破2.0，伊朗的领导已经慌了，觉得人口危机就在眼前。
其实伊朗当年所谓的“计划生育”，只不过是要求每家生孩子不要超过3个，3个以内可以享受各种福利，以上则国家不兜底——咋看和“放开三胎”之后的中国也没多少区别？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跌破2.0的时间，是90年代初，恰逢计划生育最严厉、各种手段最极端的时间点。
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的变迁，是对大棋党、赢麻党所谓的“利维坦万能论”的最好反证。政策和现实的脱节和严重滞后，把利维坦的迟钝、巨型组织的超长反射弧、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应该说，计划生育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是能强化“人口红利”的（压低人口抚养比，增加剩余积累）。但现在看，这个越来越像“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短短五年时间，出生人口腰斩，成为全世界和平年代独一无二的奇观。计划生育阴影下的经济奇迹，多少有点苏联靠2700万死亡（青壮年男性损失一半，某些年份出生人口几乎被打光）堆出来的二战胜利的感觉，辉煌是固然辉煌，但远处阴影下的人口悬崖，也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小时候我也觉得“中国人口太多”，没觉得计划生育有什么问题。直到08年看到易富贤老师的《大国空巢》，才感觉不太对劲。当然，易富贤老师当初的预言，现在在一个个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