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来答。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的主人公小熊谦二就是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一。今天我们就以小熊谦二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展示一下：60万日本关东军在西伯利亚劳动营，到底遭受到苏联方面怎样的对待？
日军学生兵
用谦二的话说：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像他这样的一般普通人，大都处于这种状态。
1944年11月20日，刚刚年满19岁的小熊谦二就被日本陆军征召，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了牡丹江电信第十七联队。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可以分到独立的房间，而剩下的士兵则会在“内务班”单位过集体生活。军官和士官会随时检查士兵的个人物品、信件，除了在厕所内，新兵根本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有五个“内务班”，总计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大部分被调往太平洋战场，此时的关东军只剩下一副骨架而已。负责训练新兵的任务，大都由老兵完成。“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起床号开始，接着穿衣、点名、用餐、训练、打扫卫生、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枪械保养不好，或者是老兵心情不好，新兵就会立刻遭到殴打。在谦二的记忆中，没有一天不挨打。每一天的区别，就只有挨了几次之分。挨了打的新兵是不能有任何反抗意识的，一旦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就会成为军队中的“万年一等兵”，永无任何升迁的希望。
日本军队就像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有命令，就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有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小熊谦二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调集了150万兵力，5500辆坦克，3400架飞机，向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70万兵力，坦克飞机总计不超过三百。苏联红军的行动完全出乎了日军的意料之外，因此前线部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战斗措施。
谦二所在的部队是在8月9日夜里被值班军官叫醒的，全员在兵营前列队后，大家被要求把所有通讯装备、食品补给运抵安宁车站。8月10日，谦二的部队搭乘火车，到达了牡丹江车站。在牡丹江市区大概有六万多日本侨民居住，有许多人带着家眷希望在此搭乘火车，回国避难。但日本军方却完全没有安排侨民避难的想法，至少谦二乘坐的火车没有搭载任何侨民。（事实上当苏军发动突袭后，关东军就已经放弃了保护日本侨民的想法。）
8月15日，谦二等人搭乘的火车奉命到达了哈尔滨，但此时日本天皇投降的消息也已经传开。当谦二听到通知时，并不觉得日本战败关自己什么事，反而为自己不久就能见到家人而高兴。但这种心情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只能沉默着，他估计车厢内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沈阳战俘营生活。
当被正式告知日本投降后，谦二部队奉命上交了所有武器，但部队搭乘的军列还在走走停停的向沈阳进发。9月20日，包含谦二在内的所有日军俘虏全部被苏军重新编组，每一千人被编成了一个大队。此时，日军俘虏还全部沉浸在回国的喜悦当中，在被押送西伯利亚劳动营之前，士兵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原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早在七月底就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驻扎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动服务。）
经过一个星期的监禁生活后，俘虏营中的日军士兵全部按编组，搭乘火车向西伯利亚进发。在集中营内由于不会补充新兵，像谦二这种新兵，就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食物配给也会被人压榨。所以最下层的日军新兵在西伯利亚死亡率非常高。不过谦二很幸运，他在登车前染上了痢疾，被原部队如敝履般扔给了奉天第五十二大队。奉天第五十二大队全部是由体力不好的脱队士兵与日本侨民组成，军队里面上级压榨下级的习惯对于他们根本行不通，像谦二这种十八九岁的娃娃兵甚至还能得到一些侨民的特殊照顾。
艰难的旅途。
9月25日，谦二他们在沈阳北的皇姑屯火车站，搭乘了一列向北行驶的火车。就算此时，他们还在憧憬着能够在海参崴坐船，返回自己的家乡。
俘虏乘坐的货车车厢以木板隔成上下两层，每节车厢约有100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钉成的走廊，担任监视任务的苏联士兵就在上面巡逻。俘虏的火车上没有厕所，每当需要方便时，就在火车地板的缝隙处解决。至于食物，在搭乘火车时每人领到了两公斤黑面包，一开始因为太酸，没人愿意吃。不过到了后来肚子太饿了，俘虏们也终于吃起了黑面包。铁路线上运送俘虏的火车，非常拥挤。每当前方塞车时，后方的列车就会停靠在临时车站内，补充煤炭与水。当火车临时停车时，俘虏就可以下车取水或用随身物品与当地百姓换取可以立即食用豆沙包或煮玉米。
10月10日，谦二的部队乘驳船渡过黑龙江，进入了苏联领土。从此时起，警备开始格外森严，俘虏除了下车打水外，一概禁止离开车厢。不过，乘坐的苏联火车都会配有炊事车厢，每天三顿苏军都会向日军俘虏们提供热粥。
日本战败后，苏联共带走日本士兵、满洲铁路职员、伪满洲国军警等等，总计64万余人。其中分散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有47.2万人，外蒙古1.3万人，中亚地区6.5万人，西欧地区2.5万人，由于所在地域不同，俘虏们亲身遭遇也会有所不同。
1945年10月28日，谦二所在的部队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西伯利亚联邦的首府赤塔。谦二等人被分配给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管辖，战俘到达劳动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维修自己居住的营房。由于周遭都是严寒荒野，俘虏们又没有得到充足的食物，所以战俘在一开始的时间里过的十分艰辛。当二十多天的整备工作完成后，日军劳动营就开始正式工作了。每天早晨苏军管理员会将当地各种企业团体的劳动力需求汇总到一起，直接交代给负责分发工作的日军大队本部，然后在层层分发给各个中队、小队、分队。分队长再从二十名左右的队员中，抽调人手完成每天的工作。而当地企业会根据俘虏们的劳动强度计算薪资，支付给劳动营。当劳动营将俘虏的餐费、杂费、取暖费扣除后，就会将剩下的薪水下发给俘虏们。不过劳动营扣除的费用比较高，绝大部分俘虏是得不到薪水的。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分区第二分所共有两幢苏式木楼，在其中一幢比较小的建筑内，驻有劳动大队本部、厨房、医务室、食堂、苏军办公室等等机关。（苏军会遵守《海牙第四公约》，劳动营内的日本军官不仅可以免除体力劳动，反而还能得到特殊待遇。）而普通士兵居住的木楼，则更像是存储杂物的巨大仓库。谦二入驻的宿舍，建有底上三层的大通铺，每个人大概只能分到50公分左右的空间，即使肩并肩也难以容身，所以俘虏们都会头脚交错着睡下。西伯利亚的晚上，温度会降到零下40多度，宿舍内虽有一个小火炉，但因缺乏燃料，所以取暖效果非常有限。至于寝具就只有自己携带一条旧军毯，每当感到寒冷时，就和旁边的同伴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
在到达劳动营的前两月，谦二吃到的食物几乎都是由水和高粱、小米、大米、玉米等煮成的苏式麦片粥。麦片粥都是由日军俘虏组成的炊事班自行煮制，然后大家拿着各自的饭盒去食堂领饭。由于苏联方面并没有给俘虏提供餐具，所以饭盒就成为俘虏们活命的基础。日军配发的饭盒既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两者容量多少会有差异。每当分配食物时，俘虏们都会瞪大眼睛盯着，所以在餐厅之中纷争总是最多的。
日军俘虏在劳动
随着寒冬的来临，赤塔发电厂的取水渠经常会被冻结。而劳动营接到的第一个正式任务就是帮电厂挖掘沟渠，清理碎冰。像谦二这种没有技术的三百多名俘虏，就只能一直在户外进行作业。然而高强度的劳动，与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许多俘虏变得尿频甚至拉肚子。由于苏联没有屋内建厕所的习惯，俘虏就只能去零下40多度的户外解决。情况最糟糕时，有许多人会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所以住在下铺的人经常会被上铺漏下来的尿液惊醒。在这种情况下，战俘们开始出现病亡的情况。反观日籍军官的情况则要好很多，他们一般不会出屋，即便外出劳动，也只是负责监工，生活还算轻松。
到了1946年3月，随着冬季过去，挖水渠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中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礼遇，开始转而担任电工、木匠、瓦匠、理发师等工作。担任技术工种能够得到较高的薪水，所以这些人能够有机会到附近集市购物。而没有技术的俘虏，也会得到去田地帮工、到森林伐木等工作。还有一部分俘虏分到了为稻米去壳，研磨精米的任务。而这些俘虏在努力完成工作之余，对出品率做了一些手脚，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能填饱肚子。
气温回升后，由于俘虏们没有换洗的内衣，有许多人生了臭虫与虱子。苏联方面还特意组织俘虏们洗了一次热水澡，而衣物也被开水煮沸了一次，去除了虫害。俘虏早晚食用的麦片粥也被逐渐加入了咸鱼与美制的牛肉罐头。
苏联军官与孩子们
据谦二回忆：苏联军官与士兵对于日军俘虏一般不会随意进行体罚。假如俘虏在工作当中被当地人欺辱，还可以到自己所属的长官那里进行抗辩。从这点看，谦二甚至觉得苏联军官要比日本军官更好一些。
到了6月份，劳动营内的宿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动得到扩建。三层通铺改为了两层，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谦二所在的劳动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死者。
秋天开始以后，劳动营里开始推行民主化进程，下午六点吃过晚餐后，俘虏们可以自由支配余下的时间。无论是玩围棋还是打花牌，都不会有人来干涉。
到了第二年冬天也就是1946年12月起，只要早晨的气温低于零下35度，劳动营就会取消当日的户外作业。
生活脱离最糟糕的状态后，大家开始在夜间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比如让曾担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的士兵讲解农业知识，开设俄语初级讲座，苏军甚至允许劳动营自行刊印《日本新闻》报。到了1947年年初，在苏联方面的干涉下，劳动营中的军官体系被破坏。所有的军官都开始与士兵一起参加劳动，劳动营中真正实现了待遇平等。到春天开始后，苏联方面又开始准许俘虏们写明信片回日本，虽然明信片会遭到仔细检查，虽然寄达的成功率不足一半，但俘虏们对于能够收到家人的回信还是充满期望。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谦二已经在劳动营生活了三年。1948年7月下旬，苏军发布的第三批回国名单中，终于出现了谦二的名字。
谦二归国的行囊准备的相当简单，他对于自己能够回国，内心非常喜悦。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也都不在留恋。只有那事关生存的饭盒，一直被谦二紧紧的抓在手中。
据战后资料披露：小熊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共有日籍劳动人员500人，死亡约有45人，占收容总人数的9%。而苏联一共拘留了日籍劳动人员64万，在此期间死亡人数约有6万，占总收容人数的9.3%左右。从这一角度看，其他劳动营的总体情况应该与小熊谦二所在的劳动营差距不大。
日籍战俘为什么会在西伯利亚劳动营中出现病亡的情况？
第一条，苏联方面对于接收战俘一事，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由于苏军俘获日军战俘高达64万人，而他们将要前往的西伯利亚劳动营，自古以来又是人烟稀少的苦寒之地苏联方面虽然为日军战俘预留了住宿所需的建筑，但这些建筑明显没有经过整修。西伯利亚的严寒中，战俘们没有足够的燃料、食物、被褥等生活必须品，体质稍差的人，自然难以挺过第一个冬天。
第二条，苏联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西伯利亚的严寒会让这么多的日军俘虏因此丧命。
在日军战俘到达劳动营后，苏军曾经为他们配发了日军制式的防寒衣物与防寒靴。但这些防寒装备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根本不够保暖。无论棉衣、棉裤、军鞋、帽子，日军的冬季军服跟苏军装备相比，防寒效果都要相差不少。令人挠头的是，苏联方面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一年的户外作业中，有大批的日军战俘出现严重冻伤。在缺医少药的西伯利亚，严重冻伤足以让许多俘虏丧命。
第三条，在军官、士官、老兵的压榨下，新兵在第一年的阵亡率非常高。
在西伯利亚劳动营中，苏联政府奉行战俘之间的自我管理。如果是依照原部队编成进入劳动营的部队，劳动分配与粮食分配的权利全部掌握在旧时军官手中，下级士兵特别是新兵在承担最大的劳动强度时，却只能分到很少的食物。新兵阵亡率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小熊谦二的亲身经历看，苏联方面最起码并没有刻意的虐待日军战俘。日军战俘在劳动营的生活水平，明显呈现出一道从低到到高的曲线。其实这与苏联国内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时，苏联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西部工业区与乌克兰产粮区因德军占领后采取焦土政策而受损严重，所以经济情况也处于极度窘迫之中。再加上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900多万红军战士，他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也急需国家提供救济补助。这又让本已不堪重负的苏联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在西伯利亚有许多家庭，完全是家徒四壁，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大人小孩没有换洗的衣服。在隆冬季节，只能睡到泥土地面依靠壁炉中的柴火，挨过冬天。与他们相比，日军战俘可能还会更加幸福一些。到了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苏联财政困难稍有缓解，日军战俘的各项生活指标就即刻得到改善，死亡率更是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我们不妨做一番比较，大家就能对苏联方面的努力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在二战当中，德军共俘虏苏军士兵570万，应在前线遭虐杀或因在战俘营中服劳役而身亡者约300万，死亡率高达5成。另一方面，遭苏军俘虏的德军士兵约330万人，其中因服劳役死亡约100万，死亡率高达3成。而在战争期间，日军更是不把《日内瓦公约》放在眼中，在各个战场烧杀抢掠，被随意处决的战俘更是难以计数。
我的观点就是，苏联方面在管理日军战俘方面虽然有许多有欠妥当的地方，但本质上并有对日军战俘进行刻意虐待。这一点应该得到大家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