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对中外记者批露，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不含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已发展到474000人，而自抗战爆发以后，重庆政府只在头两年提供了三个师45000人部队的部分弹药补充，更没有成规模拨发枪械。因此队伍不断扩大的八路军，其武器装备只能通过生产自造、缴获敌人、收编武装而来。

其中最大的一笔武器获得来自于“山西新军”，在1939年的“12月事变”后，山西新军大部加入八路军，根据史料记载，共得：“枪95000支，轻重机枪1500挺、晋造山炮36门、迫击炮150门”。

一，自产武器远远不能满足军需。

八路军在挺进华北抗日后，虽然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建立了兵工厂，但由于技术有限和材料匮乏，根据数据统计，整个抗战八年生产出来的步枪和掷弹筒等武器不过数万支（件），显然远不能满足八路军日益扩大的需要。延安曾经提出每年造枪10000支的要求，但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这一任务基本无实现的可能。

比如1940年7月定型的“八一式”马步枪，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虽然性能尚可，但产量十分有限，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总共才生产了9000支，这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在1941年前后，延安命令各兵工厂将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弹，从而使子弹的年产量达到68万发，手榴弹月产量15000颗。

二、战场缴获才是主要武器来源。

根据八路军第129师的一份抗战前四年的报表，在对日伪军和对顽军的作战中，武器缴获的数量一直大于损失，但弹药的缴获却远远跟不上战场消耗，这也是各兵工厂转变重点翻造子弹的原因，但进一步影响了武器的生产数量。

比如由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和山东抗日武装合编建立的山东军区，在八年抗战期间共缴获：步骑手枪207000支、各种炮955门、轻重机枪1106挺，炮弹16800发、子弹和手榴弹越370万粒（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缴获自伪军和顽军的数量占据很大成分。

三、收编武装获得一定数量武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队在华北地区迅速溃败，留下大批散兵游勇和武器弹药，因此在抗战初期，收编地方和杂牌武装曾一度是八路军扩军的主要方式之一，当然也包括他们所携带的武器装备。比如在冀鲁豫边区，八路军的作法是将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先改编成脱离生产但不脱离地方的游击队，再逐步升级为正规团队。

再比如冀东地区兵员数量很庞大的“平西抗日游击队”，原非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但是在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学生打进去后，便牢牢地掌握了营连两级部队，最终迫使其总队长赵侗放弃了前往太原投奔阎锡山的计划，接受了到抗日根据地整编的方案，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则基本来自于原国民党地方保安团、警察局等系统，以及溃败时遗弃的大批枪械弹药。

四、战区拨付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

重庆军政部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拨付是通过阎锡山第二战区进行的，主要集中在1937到1940年期间，皖南事变后所有的武器、弹药、粮饷全部停发。同时也与阎锡山的抗日态度也是息息相关的，1937年日军初犯山西时，阎锡山急需八路军开赴前线助战，因此拨发了一批晋造汤姆逊冲锋枪、迫击炮等武器，但1939年以后抗日态度转为消级，自然也就不再给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确实在抗战初期秘密提供了一些武器，比如八路军长沙通讯处就转运了120支苏制转盘机枪到延安，主要负责此项工作的则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因为在1937到1939年间，从新疆到兰州的公路基本掌握在苏联手中，以便给国民政府运输援助物资。但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苏联援助的武器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数量肯定不会很大，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开始监控新兰公路上的苏联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