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2日，陆军大学郭教官被陈诚荐任为第九战区暂编第5师少将师长，这是一支挺能打的湘军部队，在随即爆发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表现非常英勇，然而郭师长在作战中才惊奇地发现，这个在军政部花名册上应该拥有7000多人的步兵师，实际兵员却只有3000余，还不如日军的一个步兵联队人马多，终知蒋军在抗日战场上屡败屡战，并不完全是因为装备和训练的差距，也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梁桐剧照）

黄埔五期毕业的郭汝瑰，实际上早在1928年便已经秘密入党，后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1931年回国后再入陆军大学第十期深造，这就是“黄马卦、绿袍子”通通具备了的嫡系天子门生，加之其兄郭汝栋很早就是川军的中将军长，因此在军中背景颇为深厚。1943年鄂西会战期间，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判断不准日寇第11军的作战企图，召自己比较欣赏的“国防研究院”（军委会直辖）四名委员参赞军机，惟有郭汝瑰发表了不同意见。

其他三个高参都认为日酋横山勇的目标是常德，为取城夺粮，而郭汝瑰坚决认为日军是要诱歼第六战区主力，是机动作战，众人根据战场形势推演，皆疑。而半信半疑的陈诚终于没有上了横山勇的圈套，保持战区主力做机动配置而非死守，次日凌晨，日军第13师团突然掉头北渡长江，直扑公安地区的87军等部，寻歼意图显露无遗，陈诚拍案大叫：“这个郭矮子，真有两刷子！”，遂有鄂西会战的最后胜利，郭汝瑰从此声名鹊起。

（人物原型即为郭汝瑰）

在陈诚的一路提拔下，已经成为“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的郭汝瑰步步高升，1944年赴英考察，1945年成为军政部军务署长（主管所有部队的编制和装备），同时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原陈诚兼）。抗日战争胜利后，军委会改制为“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再委郭汝瑰为第五厅厅长（主军务）、第三厅厅长（主作战），期间还一度出任顾祝同陆军总司令部的中将参谋长。

由于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最高层的作战指挥，并经常要向蒋、陈提供资料和方案、定期到老蒋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陈诚到各战区视察，因此郭汝瑰一跃成为蒋军军事中枢的核心人物，一时红的发紫。而谁也不知道，郭汝瑰1945年就已经恢复了组织关系，成为位置最关键、情报最机密的高级“卧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做出了卓越攻勋。

（四川铜梁人）

至于说到郭汝瑰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厉害操作，那就不胜枚举了，1947年5月，老蒋在官邸批准了“鲁南会战”的兵力部署，郭汝瑰当时在场，关于汤恩伯、欧震和王敬久三个兵团的作战序列和攻击目标，以及整编第74师担任前锋的情报，当夜就被郭汝瑰秘密传送了出去。

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说明粟裕在5月10日收到的绝密情报，遂改变决心从歼击桂军改为围歼整74师，而情报来源这里便是谜底，孟良崮一战，五大主力之首全军覆灭。1948年10月，在何应钦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军拟定了“徐蚌会战”的作战要旨和部署方案，甚至连徐州剿总所属的各兵团司令部还没有收到会议纪要，郭汝瑰已经通过地下渠道送到了西柏坡和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案头。

战役打响之前，黄百韬第七兵团已经接到了向徐州收缩的命令，而正是在郭汝瑰的运作下，刘峙命令黄百韬必须带上川军第44军一起撤退。黄百韬这一等就是48小时，终于让华野先头部队抢占先机，断了第七兵团的去路，最终将其包围全歼，也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大幕。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对郭汝瑰始终有所怀疑，他本意是将华东战区的蒋军集中使用进行机动作战，即便要守也应该以蚌埠为支撑点，然而在郭汝瑰的巧妙影响下，老蒋最终坚持固守徐州。杜聿明对此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在成为功德林的战犯之后，他曾经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写道：

（陈诚剧照）

“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的当，并认为蒋和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的宠信。”

三大战役胜利后，郭汝瑰为防止老蒋推卸责任以及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决定主动引咎辞职离开军队指挥中枢，并且在顾祝同的保举下就任第72军中将军长，于是离开南京前往四川始招兵买马整编部队。期间郭汝瑰在部队内部剪除了暗藏的务和反动分子，提前做好了所部官兵的思想工作，当二野大军入川之际，于1949年12月11日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胜利归队，堪称最成功最传奇的卧底生涯！

前两年的谍战剧《风云年代》就是以郭汝瑰将军的事迹为原型的，因为其祖籍四川铜梁，随在剧中以“梁桐”的名字代指，留英经历、跟陈诚的关系、作战指挥中的隐密操作，无不一一与历史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