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7日，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抗大校长林彪风尘仆仆到达重庆，在重庆“八办”与周公汇合，之后在重庆整整逗留了九个月的时间。林彪从苏联治疗回国后，本来是要在延安边工作边休养的，为何不远千里赶来重庆呢？他正是代表毛主席，前来跟蒋某人进行谈判的，直到1943年7月才回返延安。
（在重庆）
蒋某人提出跟毛主席当面会谈，最早还是1942年8月间的事情，主要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降至冰点，双方军队剑拔弩张，而重庆政府的倒行逆施，甚至让美苏等盟国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提出抗议和警告。
所以蒋某人不得不加以收敛，同时向周公表示，希望在西安与毛主席见面，会商“继续合作抗日”的有关问题。但是周公对此非常谨慎，出于对毛主席的安全、以及斗争策略等几方面考虑，特别建议由林彪代表毛主席前往西安。
其实就是以林彪作为毛主席特使的意思，毕竟林彪是红军名将，并且是毛主席的“第一爱将”，而且刚刚从苏联回来。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一致同意，不过等林彪赶到西安时，蒋某人已经返渝，于是才有了林彪的重庆之行。
显而易见，当年无论国共在哪里举行谈判，毛主席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蒋某人在政治上的出尔反尔和流氓无耻那是出了名的，承诺的事情分分钟可以变卦。比如西安事变他被释放前，口口声声答应，绝不追究张、杨二位将军的责任，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少帅到南京一去不复还，被幽禁了大半辈子，而杨虎城将军也被关押，后来干脆惨遭毒手。如此惨痛的教训，是周公和我党其他领导人必须要吸取的，因此对于毛主席亲自出面与蒋会谈的事宜，一定要慎之又慎。
1945年8月15日，鬼子宣布投降，时局骤然变得诡谲起来，蒋某人自然把边区政府、八路军和新四军视为新的主要对手，心里面肯定是想用武力解决的，但是又不好公开下手，因为八年抗战下来，举国希望和平，包括美苏等盟国也希望中国走和平建国的道路，其在政治上的顾忌较多。
于是从8月下旬开始，蒋某人连发三电致延安方面，再次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以“共定大计”，而且发的是公开电，潜台词是，如果延安方面拒绝邀请的话，便可把未来内战爆发的责任，全部推到我方头上；另外一层，是回想起1942年林彪作为特使的往事，蒋某人判断：毛主席应该不会来重庆！
出乎蒋某人所料的是，为了揭破重庆当局的假和平面目，为了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主席毅然决然宣布接受邀请，并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举动让蒋某人及其亲信登时手忙脚乱，因为他们就没想过毛主席真的会来，民间对此也一片愕然，柳亚子诗中将此举称为“弥天大勇”。
实际上，关于毛主席是否应该赴渝谈判的问题，我方内部争论的也非常激烈，绝大部分领导同志和八路军将领，都认为这是蒋某人玩弄的花招，主席的安全实在堪忧，毕竟曾经打了十年，毕竟还被蒋某人重金“悬赏”过，因此建议谈判由周公出面即可。
然而毛主席以深邃的分析和大无畏的勇气，力排众议，最终决定前往。不过对于远赴重庆谈判，毛主席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能够实现和平，那就“准备坐班房”，并且说过：“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临行之前，毛主席还特别提议，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两位同志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以便在毛主席、周副主席都不在延安的情况下，我党中央仍然能够正常运转，从而指挥全党全军继续奋斗。
当然，毛主席深入虎穴，安全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美苏等国都作出了承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亲往延安相迎，两国自然也都对蒋某人提出了相关警告；另一方面，在全国各界强烈要求和平的气氛之下，蒋某人也确实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下令相关单位要做好毛主席的安保工作。
可是如前文所述，重庆当局根本没有料到，毛主席果真会亲来谈判，所以也根本没有做好和平谈判的准备，相关文案和条款那是啥都没有，可谓是手忙脚乱。因此重庆谈判正式开始时，反而是我方先拿出了一系列谈判要点，然后是蒋某人暗地里各种不同意，谈判遂陷入旷日持久。
重庆谈判的过程，由此变得十分的艰难曲折，历经43天的艰苦谈判后，双方总算基本达成协议，准备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然而就在这份协定准备签署的前两天，在蒋某人为毛主席举行欢送宴会期间，发生了“八办秘书”李少石遇害的突发事件。
李少石是元老廖仲恺的女婿，身材与周公相仿，1945年10月8日下午6时许，当他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座车遭遇枪击身负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遇难。周公闻讯大惊，立即找到负责警卫工作的宪兵司令张镇，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
事后查明，这确实是一次由于误会酿成的误击，主要是设卡盘查的士兵和李少石的座车互相出现误判，在汽车加速驶离过程中，士兵开枪警告从而酿成流血事件。但是周公对此仍然心存疑惑，担心对方是否有故意成分，进而担心毛主席在协定签署后，能否顺利离开重庆的问题。
从如今解密的档案来看，蒋某人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关于是否扣押毛主席的问题上，确实有过思想上的反复，野曾经在日记中有所流露。经过反复的权衡掂量，据说直到10月6日，蒋某人才总算放弃了这个企图，但是谁又能保证，他后面不会随时变卦？
另外，尽管蒋某人暂时放弃了这个龌龊的念头，但是其内部各派势力也是有些蠢蠢欲动的，比如军统、中统或者黄埔系军官团等等。这帮人也有可能在不请示最高当局的情况下，主动下黑手以邀功，到时候推出几个替罪羊便是，我方对此亦不可不防。
比如重庆谈判的后期，毛主席在会晤老朋友章士钊时，曾经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谈完一些意见后，特地在毛主席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就是说，各界民主和爱国人士，也都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盼望他尽早脱离险境。
与此同时，在重庆谈判期间，各地的军事冲突早已频频爆发，在山西、河北、山东和东北，双方军队之间的大小战斗此伏彼起，我方必须制定相关的战略和战役指导，而毛主席如果久在重庆，也不方便对各地自卫战争进行指挥，尽早返回延安才是上策。
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认真考量后，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周公，立即向对方提出，在《双十协定》正式签署之后，毛主席应从速返回延安，对此，蒋某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
于是1945年10月11日，也就是在《双十协定》签署过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乘机离开重庆，终于安全返回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此行总算是有惊无险。
总体而言，毛主席并不算“提前离开”，因为和平协定已经正式签署，至于细节讨论和如何落实，有周公留在重庆主持足矣，没有必要让毛主席久处险地。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多次会见各界知名人士、民主人士，甚至还会见了一些蒋系亲信大员，不断宣传我方的主张，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统战工作，广泛赢得了人心和尊重。
已然打破了蒋某人的幻想，敢于直入虎穴谈判，赢得政治上的绝对主动，同时也赢得了各界的尊重和理解，重庆之行目的基本达成，又何必立于危墙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