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蒋委员长”的心腹，黄埔系的2号人物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近臣，何应钦可谓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微妙，作为同窗和同事，这对恩雄契弟之间，既有十年如一日的效忠，也有西安事变的逼宫之举，有权力相争，却又互为利用。诚如蒋介石所言：“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何敬之。”

说到这里肯定就会有人疑问了：既然何应钦位极人臣，位高权重，在西安事变时又有造反之举，蒋介石为何没有对何应钦集团进行清算，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何应钦本可以在美国安度晚年，为何还会听候蒋介石的调令一起退守台湾，二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问答。

与蒋介石初相识，少年得志迎来人生第一个巅峰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省兴义的一个小山村里，自幼成绩优异，勤奋好学。17岁便考入了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
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11期学习，与朱绍良、谷正伦、贺耀祖等人成为挚友，并于第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满怀热忱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在这里他与蒋介石初次相识，不过，二人并没有过多的交集。二次革命失败后，何应钦再次背起行囊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求学。

何应钦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
王文华当时是黔军的总司令，二人还是老乡关系。于是何应钦受王文华之邀，与朱绍良、谷正伦等人一起加入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黔军举旗响应，何应钦几人一到贵阳，就被委以重任。何应钦任黔军第1师步兵第4团团长兼讲武堂学生营营长。
然而，贵州虽小，黔军虽嫩，军阀权力纷争的大戏却不输于任何一个大省。王文华虽位居黔军总司令，但他的舅舅贵州督军刘显世却在此盘踞多年，舅甥二人在贵州形成了“维新派”与“保守派”两种势力。围绕着二人核心势力的主要成员，不是刘、王的宗亲挚友，就是乡邻故居亦或是门生子弟。

何应钦在战场

在舅甥二人的相互争斗中，何应钦作为留日的日本高材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王文华为首的“维新派”作为自己依仗和效力的对象。但他并不想因此得罪刘显世，小心翼翼地在刘、王二人之间周旋，使他在二人的明争暗斗里暂时得以安身。
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喜结连理。作为王文华的妹夫，何应钦不再掩饰自己的立场，公开站在了王文华一边。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凭借军人作风和优秀的组织才能，逐渐成长为“维新派”的骨干。他创立的“少年贵州会”，对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最后夺取贵州的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得以升任贵州讲武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贵州省警务处处长。第5混成旅旅长等要职，并晋衔为陆军上将，一时风光无两。

1920年12月底，何应钦参与谋划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把刘显世赶出了贵州。
但是，刘显世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卧薪尝胆”准备伺机反扑，在王文华放松警惕的时候，于1921年3月派杀手在上海将王文华暗杀.
王文华一死，贵州“维新派”便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何应钦被迫逃往云南，准备投靠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但是刘显世心狠手辣，继续派杀手追杀他，当时何应钦身中两弹，好在抢救及时才无性命之忧。
伤愈后，何应钦携家眷前往上海投奔王伯群（王文华之兄），过起了深入简出的生活。何应钦少年得志的第一个巅峰就此以流逃上海而落下帷幕。

蒋介石重逢，在黄埔军校崭露头角

1924年，何应钦经王伯群等人的推荐，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来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校总教官。
何应钦与蒋介石是东京振武学校的同学，二人此前又在陈其美手下有过交集，说起来也算是“老相识”，“老交情”，因此，在黄埔军校任职以后，何应钦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在工作中不敢有半点马虎，加上他本人向来做事严谨，认真负责，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委以得力助手的，原本是教授部的主任王柏龄。王柏龄和蒋介石是从陆军速成学堂到东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二人关系甚好。奈何王伯龄本人是个不争气的“阿斗”，每日都是花天酒地。烟花柳巷，遇到的事情从来不见其踪影。
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对克忠职守的何应钦愈发的重视，手上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何应钦处理。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忠于蒋介石的开始。他本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埔军首次东征，升任教导第1团团长

天空乌云密布，在棉湖数十里内，数不清的烟柱腾空而起，隆隆的炮火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这里是东征右路军棉湖战场，从天空俯瞰，此时交战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率领的教导第1团此刻正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陈炯明部下的林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蒋介石眼瞅战事危矣，一旦何应钦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他将何应钦叫到指挥所，焦急地吼道：“何敬之，你必须顶住，一定要坚守到第2团赶到，死守不退！否则，不但我们完了，黄埔也名誉扫地了！”

何应钦深知其中利害，就全局来说，此战关系到黄埔系军人以及广东革命的生死存亡；就个人而言，这一战关乎自己和蒋介石乃至整个黄埔军校学生军，如若战败，不仅名誉荡然无存，还有性命之忧。何应钦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态：’、“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非拼即死，我这就去前线！”

何应钦振作精神，亲赴前线督战，并在肉搏战中冲锋杀敌，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何应钦还采纳了3营党代表提出的疑兵之计，令士兵大造声势，杀声震天，多插旗帜，以做疑兵。敌军果然上当，畏缩不前，何应钦用此招，为等待第2团支援争取了大量时间。

两个小时后，姗姗来迟的教导第2团终于穿插至林虎军的侧背，与第1团夹击，将陈炯明所部打的抱头鼠窜，取得了棉湖战役的最后胜利，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年底，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任第1团团长，这个时期的教导第1团，堪称藏龙卧虎，名将如云，教导第1团的3个营长分别是刘峙、顾祝同、钱大钧，后来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均为教导第1团的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

担任军政部长，逐达权力顶峰

1925年，广州政府组成东征联军，再次讨伐陈炯明，何应钦的第1教导团被编入东征联军右路军序列。2月1日，何应钦率领第1团离开军校，10日击退平湖之敌。随后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1个旅，接着又以2000多兵力击退洪兆麟1万多兵力的增援部队，一时名声大噪。
3月上旬，陈炯明卷土重来，集结林虎、李易彪两部约5万兵力，突袭何应钦部，并企图包抄东征军总部，在棉湖与黄埔军展开决战。
由于黄埔军教导2团行动拖拉，未能及时赶到敌人的后方攻击，导致第1团孤军奋战，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3月13日，敌我展开激烈拼杀，何应钦在逆境中奔赴一线浴血奋战，令蒋介石也为之动容。

棉湖一番苦战，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黄埔军与何应钦也因此战“声名鹊起”。

1925年7月，孙中山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黄埔学生随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第1师师长。第1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明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统领中国20年的中流砥柱。
在第二次东征中，何应钦的第1师在惠州见面敌军主力，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自此，何应钦凭借显赫的战功和谦逊的做人态度，与蒋介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26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何应钦任郭明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
在松口战役中，何应钦歼敌、招降4个师，以2:5的兵力大败直系军阀孙传法的周荫部。蒋介石为此称赞何应钦为：“能从容应付，完全消灭敌军主力，因此预测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随后，何应钦担任东路军总指挥，由福建一路向北进军，攻入浙江、上海，并于1927年3月攻占杭州，大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何应钦因此名声大震。北伐军占领北平后，蒋介石随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
北伐战争结束后，各部新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等均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个个雄踞一方，扩大势力。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要想真正完成统一大业，只能绞尽脑汁削弱他们的实力。
于是，新的军阀混战再次拉开大幕，且一发不可收。此间，何应钦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先后兼任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部队与各路诸侯激战。

在将桂战争中，在讨伐张桂联军、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何应钦连战连捷，获一等宝鼎勋章、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里，何应钦指挥百万大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组成的反蒋联盟展开激烈战斗。尤其是在衡阳战役中，何应钦大败骁勇善战的桂军，保住了蒋介石的大后方，为中原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0年，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长，逐渐达到权力顶峰。

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与蒋介石的关系空前融洽

中原大战之后，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中屡战屡败，蒋介石大发雷霆，何应钦本人更是心痛不已。
1933年，何应钦赴北平主持华北军事，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抵抗日军侵略，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何应钦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
1935年4月，何应钦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在蒋介石嫡系中，如刘峙、顾祝同等均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何应钦是唯一一位一级上将，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一众嫡系中的地位有多高。

西安事变，借机逼宫造反，二人关系渐生隔阂

“什么？你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委员长在西安被扣留了？”
听闻噩耗的何应钦，变得有些精神恍惚，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他盯在哪里不说话，挥挥手，让所有人都出去，他要一个人静一静。

这天晚上，何应钦站在镜子面前久久未动，他看着自己的一级上将肩章，然后将将军帽合在了头上，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还穿着这么笔挺的军装。似乎有些傻气。
不过，这位前途无量的上将看似面无表情，内心却充满波澜，他对着镜子摆弄着自己的姿势，一娉一笑都在学着蒋介石。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出现，或许自己能踏踏实实在为蒋介石服务很久，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可是现在，一个他此前从未想过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自己又怎能这么轻易地让它溜走呢?
昔日蒋介石的提携之情在耳畔回响，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何应钦在心中念到。成功了，就拥有全部，失败了，也不过如此。那就赌一把！这样的机会，自己就算丢了性命也要拼一次。面对巨大的诱惑，任何人都无法抵抗。尤其是自己，熊胸中那团火焰，已经燃烧得让他坐卧不安。
何应钦终于停止了在镜子面前摆弄姿势，坐在了桌子面前，开始仔细阅读今天陆续送来的西安事变相关的情报。

张学良、杨虎诚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消息传来，南京政府一片哗然，乱作一团，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双方各执一词就如何营救将接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为此，何应钦当面顶撞宋美龄。他说：“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当立即展开军事行动。”
宋美龄则予以回击：“动用武力，必然会危及委员长性命！你这样做意欲何为？”

何应钦脸色骤变，随即冷眼相向：“妇人之见，只晓得救丈夫。”

宋美龄

宋美龄反驳道：“我决非挂念丈夫安全之妇人！委员长的安全，直接关乎到国家的安全。一旦展开军事行动，你有什么手段掌控局面，两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各地军阀政要，都虎视眈眈，他们那个能听候你的调遣？到那时如果他们一个个趁火打劫，借机扩张，或者站到张、杨一边，你该如何收场？”

何应钦不得不承认，宋美龄的话不无道理。一旦讨伐失败，他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后果更是无法估量。
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坚决反对下，何应钦被迫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等地。

孔祥熙

但何应钦此举的目的有两个：假如在讨伐中殃及蒋介石的性命，他便可顺理成章取而代之；倘若出兵救出了蒋介石，他又可以成为救驾攻城。同时他认定，只要南京政府出兵轰炸西安，蒋介石就难逃此举。
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军事行动，并集结7个师于潼关前线，所有的飞机在洛阳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就可对西安展开攻击。此前，中央军在华县已与杨虎城部发生冲突。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何应钦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蒋介石让他延缓轰炸3日，何应钦看着书信，只能作罢。

20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斡旋，和平解决争端初见端倪。宋子文又力争延期3日，并在22日亲再赴西安，劝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的内心逐渐平静，决定接受张、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何应钦虽尴尬不已，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机场迎接蒋介石，并在欢迎会上为蒋介石宣读答词，述说他为伸张国法而主张讨伐的苦衷。
蒋介石一方面对何应钦的主张动机不纯心怀芥蒂，另一方面又觉得何应钦此举是对张、杨二人的威慑，而这种威慑正好能达到震慑张、杨二人。因此，蒋介石对何应钦此间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发难，但从此以后二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复杂起来。

何应钦、白崇禧

出席日军投降仪式，是最高光的时刻

今天，是特别而又隆重的日子。
即使对于见惯了大场面的何应钦来说，今天也是他毕生之中最荣耀的日子。
为了这一天，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苦苦奋战了14年。
如果从甲午战争算起，这一天已经跨越了苦难而漫长的51年，在这50多年里，日本那巨大的魔爪始终笼罩在中国人头上挥之不去，而今天，他将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在南京接受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的投降。

1945年9月9日上午8时50分，何应钦身着米黄色军装，佩戴上将领章，斜跨武装带、率受降官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奖将萧毅肃、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来到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在灯光照耀下，踏着音乐声进入受降席就坐。
9时刚过，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递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连忙起身双手接过，并在快速翻阅后，用毛笔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字。
冈村宁次从从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印章盖印后，令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正式递交投降书。
何应钦接过投降书检视后，盖章签字，并将其中一份投降书交给冈村宁次。

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

在受降仪式最后，何应钦发表了抗战胜利广播演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特别吩咐将签字用的墨。砚保存起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并将他本人签字用的毛笔带出来，留作永久纪念。

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

能够代表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书，一方面可以看出何应钦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资历之深无人能及，同时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何应钦在抗日战争中卓越战功的肯定。

大厦将倾，风光不再

但令何应钦意外的是，就在他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地接受冈村宁次投降书的那一刻，蒋介石对于他的清算正悄然而至。
1946年6月，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了参谋长以及陆军总司令之职，改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
一下子从权力的巅峰落地的何应钦，不仅被逐出权力核心，而且被抛到了大西洋彼岸，这个变化令何应钦难以接受。

但蒋介石作此安排，早有端倪。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方面就曾派代表到重庆询问蒋介石接班人一事，蒋介石以自己身体康健，硬朗为由推辞掉了。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旧事重提，蒋介石只好推出何应钦来加以应付。
不料，何应钦听闻喜讯后，以为蒋介石念他劳苦功高，真将他列为了接班人，一时间摆不清自己的位置，竟在黄埔系中“自成一派”，企图搞“何氏内阁”，这些彻底触到了蒋介石的底线，因此被“遍嫡”出局。

其实何应钦对此也早有预兆，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就开始有意培养陈诚取而代之，此时由于陈诚资历尚浅，还有需时间和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何应钦以军委会军政部长兼任第四战区总司令长官。1938年1月何应钦任军委会参谋长，仍兼任军政部长和第四战区司令官，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助手。

在此期间，何应钦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上层决策，指导和指挥了徐州会战，参与制订了武汉会战的计划。在其第四战区司令官职由张发奎接任后，他本人以参谋总长身份，往来于各战区、战场之间，先后参与指导了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浙赣会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应钦奉命宣布中国军队开入缅甸设防，并指导了入缅远征军攻入缅甸仁安羌，次年指导缅北会战，荣获一等解放勋章，一等景星勋章，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二级军师荣誉会员勋章。
1944年9月，又指挥了桂柳战役和贵州战役，尽管日军先后占领桂林、柳州，但企图从桂黔向四川进攻的阴谋最终破产。
此时，陈诚的“土木系”日渐壮大，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后，何应钦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在1944年，蒋介石执意要扶持陈诚上位。他对何应钦说：“敬之啊，你身兼数职实在太忙，推举个人做军政部长帮你分担一下吧。”何应钦一脸茫然，急忙说：“不忙，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过来。”

陈诚

但没过多长时间，蒋介石再次提及此事，何应钦这才反应过来，蒋介石是真要拿他开刀了，，于是他极力保举顾祝同接任，蒋介石却提名陈诚。何应钦心中不服，便对部下抱怨道：“陈诚算个什么东西，我当师长的时候，他还是个连长呢！”

可陈诚依旧当上了军政部长。从此何、陈矛盾日渐加剧，两人的境地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为了安抚和补偿何应钦，蒋介石随即任命何应钦为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4年12月，何应钦指挥四个方面军，披挂上阵指挥了湘西会战，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获战利品20多吨。随后乘湘西会战之勇，何应钦发起桂柳反击战，收复广西，为反攻广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役结束后，何应钦获得罗斯福总统颁发的金椰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特别指派何应钦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受降长官，使得何应钦的人生之路，在那一刻，瞬间达到了顶峰。这些表面风光，让何应钦有些眩晕，以至于丝毫没有注意到蒋介石从他后背投过来的冰冷目光。

“甘苦共尝”与蒋介石一起败退台湾

面对国军在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原本准备前往美国安度晚年（在联合国任职期间在美国购置了别墅）为自己留了退路。
但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必须火速赴台“甘苦共尝”，并为他指派了专机。当时许多追随蒋介石的忠臣纷纷流逃海外。何应钦为此苦苦挣扎.。

他心里清楚，在非嫡系看来他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事实上他又与蒋介石有着深深的隔阂。蒋介石对他爱之深，恨之更深。他心里自然忐忑。但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蒋介石的命令，携带家眷飞往台湾。
何应钦乘坐蒋介石派的专机举家迁台，下飞机后却无安身之所，甚至无人问津。

好在何应钦平时为人谦逊宽厚，颇得下属好感，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钮先铭见老长官如此落魄，将自己居住的一栋小楼让给何应钦一架，这栋小楼的产权属于台湾省物资局，看上去毫不起眼，对何应钦一架来说却是绝渡逢舟。
驰骋疆场大半生的何应钦，此时先来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其所思之“过”，便是西安事变之责，生怕蒋氏父子刀剑相向。

在此时政局尚未明朗，个人前途未卜之际，何应钦处处小心翼翼。好在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正忙于“总统”复出，对何应钦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1949年12月7日，台湾总督府门前挂出了“总统府”的招牌。蒋介石急于复职“总统”之职，太子蒋经国展翅待飞，昔日四大家族只剩下了蒋氏一家，何应钦自知重温过去权倾朝野的旧梦已无可能，为避免未生奢望而引起猜疑，何应钦特意公开自己的态度。

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采访何应钦，原以为这位国民党重臣能有什么高深的见地，不料，何应钦却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由衷的说，从政时不负为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恭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公民。”

何应钦的“识大体”自然给蒋介石省去了不少麻烦，在蒋复职这件事上也表现得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职务，蒋介石的复出，既要有千呼万唤的过场，又要在法理上剥夺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

1950年2月12日台湾“监察院”提请“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时，作为大陆时期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何应钦踊跃发言，弹劾李宗仁，请蒋总裁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在23日的中常会上再次积极发言，请蒋复职。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战略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给他。
这个机构成立于1947年，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被罢黜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何应钦从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离任归来时，就是这个机构的主任，后来这一职务给了被夺了兵权的龙云，现在又给何应钦派上了用场。
尽管是个虚职，可此时的何应钦却激动得不行，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此后，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表示对蒋介石的真诚拥戴。

被逐出权利中心的日子里，何应钦严格按照“三打一跳”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生活。所谓“三打”，即打猎、打网球、打高尔夫球。

何应钦年轻时就热衷于打猎，此时在靠边站的原国民党要员里，何应钦、白崇禧、杨森的三支著名猎队鼎足而立，声名显赫。

所谓“一跳”，就是交际舞，与一帮闲赋在家的老朋友、老部下把酒言欢，跳舞欢乐，也算乐在其中。
这“三打一跳”让蒋氏父子彻底看清了何应钦此时的心态，蒋、何关系反而更加融洽、热络起来，以致“总统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一职务，何应钦硬是当了20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逝世后，严家淦特派何应钦等21位党国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并由何应钦、张群等八大员为蒋介石灵柩覆盖国民党党旗。何应钦发表了《永远不能忘的几件事——追思故总统蒋公》，深切悼念蒋介石，缅怀蒋介石的功德与恩德。
此时，何、蒋之间的隔阂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对故人的追思与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