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江夏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网络节点”，此地是顺治年间的进士所创，是康熙南巡的福地，是雍正下马受辱的讳地，是年羹尧一战成名的发源地，也是无数生灵的葬身之地。被杀之人，有许多是无辜百姓，也有不识时务者，阮必大就是其中一位。年羹尧奔袭江夏镇，千总阮必大哪来的底气，为何敢与他对着干呢？

主场优势，以逸待劳

不管是打仗还是体育比赛，主、客场作战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主场，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家门口，既熟悉战场情况，又能及时补充资源，所以胜利的概率要稍微大一点；如果是客场，各方面的支援难以为继，可能还会出现水土不服，获胜的难度系数相对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大清花了几十年才彻底消灭准噶尔的原因所在，你来我地盘，我后勤可以跟上，但我去新疆，吃饭都难以解决。

《雍正王朝》中，年羹尧等人从四川奔袭到江夏镇，这中间的距离没有一千二也有八百公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不仅是说入蜀的艰难，也在说出蜀的艰辛。

年羹尧一伙人，经过长途跋涉，很容易就给阮必大造成一种感觉：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年羹尧在四川剿匪很厉害，现在到了江夏镇很累了吧，你的战斗力总该有所“折扣”吧！我主场作战，手下士兵精力充足，淮安营就在附近，援军随时可以赶到，不信镇不住你。

此外，岳钟琪在勒索钱财时，说出连一千八百斤白银都难以运走，间接透露年羹尧带的人不多。这条信息，只会更加坚定阮必大抵抗的信心，但他没想到贼后还有一堆贼。

理由很充分，守土也有责

年羹尧拿着刑部的公文跨省抓人，按道理应该有臬司衙门的传票，但他没有按照正规程序办事，而是直接拿人。此外，年羹尧不仅拿人，而且用非常谋财害命。

阮必大驻守江夏镇，在法理与道理上很充分，可以要求年羹尧公事公办。理直了，就可以气壮。他的职责是保护江夏镇的安全，对于年羹尧这种不安全分子，完全可以拒之门外。

剧中，阮必大叫年羹尧放人时，称呼刘八女以及被革职的任伯安为“爷”，而任伯安称呼他为“必大”。从这种亲切的称呼来看，阮必大与江夏镇的几位大佬，关系不一般。

再结合当时的官场行情，他们之间大概率是有过利益勾兑，一个提供财，一个提供安保，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这种关系一旦结成，往往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为什么朝堂上一升就是一片、一落就是一窝的原因。

金主遇到麻烦了，阮必大出手相助是分内之事，不出手以后都难以混下去。如果帮忙把年羹尧赶走了，解了江夏镇之围，以任伯安的财力，自然也不会亏待“必大”。

上头还有两股力量

为了《百官行述》，各路人马虎视眈眈。此时的江夏镇，非一般的热闹，连刑部侍郎也带着太子的亲笔信来了。也就是说，任伯安马上要投到太子门下，那阮必大也自然而然跟投了。

在职位上，阮必大是一个六品千总，虽然大清朝有一千八百多位千总，但江夏镇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无数双眼睛盯着，阮必大也相应可以吸引不少关注。这些关注者中，肯定有胤禵，为何？

八爷等人绞尽脑汁要取得《百官行述》，胤禵是八爷党的成员，也在当中掺合。要想拿到《百官行述》，就要关注江夏镇。胤禵主管兵部，通过驻守江夏镇的千总阮必大办事是最常规的操作。

正因为阮必大的头顶有两片云，而且这两片云都比年羹尧有实力，所以，他可以借势欺人。

另外，《百官行述》记载了许多官员的把柄，这当中说不定就有阮必大或他家人的隐私。

阮必大对抗年羹尧的底气，来自主场优势、程序正义以及头顶云彩，但他低估了年羹尧的魄力，也没有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此的差距，最终落得一命呜呼的下场。

秋媚说：不是每一个小人物都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拨动了固然好，拨不动反而被千斤所压垮。狮子、老虎博弈，不会管绵阳的死活。阮必大这只绵阳若是识时务，早该找个地方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