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外戚和士大夫相互掣肘

宦官、外戚和士大夫是影响封建王朝的最大三股势力，他们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内卷不止，导致国家严重内耗。即使“内斗就要亡国”，也要“亡国也要内斗”。

东汉的“党锢之祸”最为典型。光武帝为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在中央政体设置上进行了变革：首先，不设丞相，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力，“三公之职，备员而已”，“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转移到尚书台；其次，提高“尚书”职权，将原尚书府提升为“尚书台”，尚书台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有很大权力；再次，尚书台官员由官阶低的官员担任，便于皇帝控制，不会因为官阶高而对皇帝形成威胁。在“官小权大”的尚书台管理机制下，没有“三公”，没有丞相，只有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低官阶官员辅佐皇帝处理政事，更加强化了皇权专制。

凡事有利有弊，到东汉中期，尚书台内官完全由宦官来担任，由于宦官有接近皇帝的优势，又有直接向皇帝汇报的便利，便乘机揽权、肆意专断。起初宦官只是依托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势，欺压朝臣；后来，就职于尚书台的宦官增加“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完全控制尚书台，掌控着准“丞相府”权力；最后，宦官竟能掌兵权，并封侯封地，连皇帝也被架空，宦官成了朝中第一大势力。

东汉皇帝多数是年幼继位，皇帝年幼，年轻太后临朝，但大都缺乏政治经验，于是她们便要依靠外戚力量来协理朝政，这就造成了外戚专权局面，外戚成了东汉时朝中的另一派重要力量。这就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局面，大抵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幼主稍长，结纳阉宦，夺回政权，成为外戚宦官相互消长的惯例。

东汉立国时建立太学，广招生徒读经书，培养了大量有文化的豪门贵族和地主阶级儒生，他们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进入官僚体系，形成了士大夫阶层。士族集团体量很大，能量惊人，地方官僚系统基本上被他们垄断，中央也到处有他们的人，关键是他们还掌握着主流意识、舆论导向。可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特别是宦官把持朝政，任官唯亲，买官卖官，宦官们“子弟亲戚，并荷荣任”，基本堵死了儒生求官之路，有品行有才学的士人们无法挤进官场。中下层官僚家庭特别是儒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大大加剧，士大夫们借助声誉影响力，批评朝政，抨击宦官，形成较强的“清议”力量。很多读书人的功利心是相当强烈的，他们读书是为了入仕、是为了掌权、是为了谋利，他们只是把读书当成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途径而已，当他们求而不得的时候就会乱来，能力越大的人走上歧途时，那种破坏力也是非常恐怖的。

汉桓帝时，太尉陈蕃痛快淋漓地上疏痛骂宦官之乱：“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泛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长，营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必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馀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雒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现在，外面的盗贼，只不过是人体四肢的毛病；而内政不能治理，才是心腹的祸患。我寝不能安，食不能饱，真正忧虑的是，陛下的左右亲近，越发受到宠信，忠言却越发稀少，内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外忧一天比一天加深。陛下从列侯超登，继承帝位。即令是小民之家，好容易积蓄到百万钱的家产，做子孙的尚且深以财坏祖先的产业为羞耻，更何况陛下祖先的产业，兼有整个天下。承受先帝的重托，然而却打算松懈怠惰，自己把它看轻和忽视？即令陛下真的不爱惜自己，难道也不应该顾念先帝创业的辛勤劳苦？从前，梁姓家族的五位侯爵，毒遍全国，上天启发陛下做出决断，将他们收捕杀戮。天下人民的意愿，希望能过上一段太平日子。往事鉴戒不远，覆车如在昨天，可是陛下左右亲信，重新互相勾结。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泛等人放肆贪污暴虐，谄媚陛下左右，分别被前太原郡太守刘、南阳郡太守成检举杀戮。虽然说赦令颁布后不应该诛杀，但应当原谅他俩的本意，只在除去奸恶；对于陛下来说，怎会对此产生忿怒？然而邪恶小人的办法很多，迷惑陛下的视听，便使天威震怒，一定要加以处罚。这就已经过分了，何况更要从重处理，将他们诛杀。还有，前山阳郡太守翟超、东海国宰相黄浮秉公执法，不屈服于权贵，痛恨邪恶，犹如仇敌。翟超没收侯览的财产，黄浮依法诛杀徐宣，都遭到坐罪惩处，不能蒙受赦免和宽恕。侯览恣肆横行，没收他的财产已是幸事。徐宣所犯的罪过，死有余辜。过去，丞相申屠嘉征召邓通当面责备，洛阳县令董宣屈辱公主。然而，文帝出面请求从轻处理，光武帝加以重赏，并没有听说指控二人专擅，把二人处死。而今陛下左右一群宦官小臣，因为怨恨他们的党羽受到伤害，多方设法，妄加诬陷，以致遭受这样的刑罚。他们听到我的这些言辞，定会再向陛下哭泣申诉。我盼望陛下应该切断和堵塞宦官参与朝政的本源，任用尚书台和朝廷大臣，精心挑选清廉高洁的人士，斥退和废黜奸佞小人。如能这样，则上天气和，地下融洽，吉利和祥瑞的征兆，难道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出现）！”（《资治通鉴》第五十五卷 汉纪四十七）但由于士大夫阶层忽略了朝中权力的掌控，忽略了与宦官矛盾很深的外戚结盟，更忽略对于兵权的掌握，在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士大夫阶级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全面落败，无奈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其实就是权力斗争，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某一方的既得利益、核心利益被另一方侵犯了，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立马变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了。党锢之祸严重损伤了东汉王朝的根本，朝廷内清正的官员基本被杀害殆尽，宦官为所欲为，鱼肉百姓，最终天怒人怨，酿成黄巾之乱。

司马光作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家，不禁感叹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资治通鉴》第五十六卷 汉纪四十八）悲是悲了，但没有看透党锢之祸的实质。

士族集团一定比宦官集团忠君爱国吗？一定比宦官集团高尚纯粹吗？并不一定！整个东汉历史，忠心耿耿地护卫着皇权的人恰恰是宦官。而士族集团则更多是在墙头草式利己，你忠君爱国怎么不反外戚？你痛恨宦官，怎么很多时候要和宦官合作，那不是同流合污吗？你高尚纯粹，怎么会结党营私，为捍卫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背后其实还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