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出生于 1970 年之后，因此对冷战没有个人记忆，尤其是柏林危机或古巴导弹危机。

由于我们正处于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现在是回顾我们将面临的紧张局势的好时机。

剧透警报：冷战 2.0 将比其前身成本更高、风险更大。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主流媒体低估了不断飙升的国防预算，国防预算是国会的宠儿，也是唯一真正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合作项目。媒体一直提到创纪录的国防预算（8580 亿美元），但忽略了额外用于军事的 3,000 亿美元。后一个数字将包括主要为军队服务的情报界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储存我们核库存的能源部；退伍军人管理局；以及国土安全部的重要机构，其中包括世界第七大海军海岸警卫队。

用于国防的大约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分配给军队的总和！

而且庞大的国防预算并没有考虑到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欧洲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巨额军费开支。

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31个国家投入巨资遏制俄罗斯外，还有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针对中国的国防预算增加。美国还是世界领先的军火商，在海外销售和提供的武器数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沙特阿拉伯是美国武器装备的主要买家，其国防开支比世界上任何无核国家都多，其预算大致相当于俄罗斯的国防开支。

美国国防开支的最大推动力是没有功利目的的核武器现代化，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令人发指的军事存在。

五角大楼将在未来十年内获得 2 万亿美元，用于制造新一代核武装轰炸机和潜艇。小型核弹的全球竞赛也在加剧，没有军备控制条约规范所谓的战术或非战略核武器。

美国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军事设施，而中国在非洲之角只有一个设施，而俄罗斯人在叙利亚有两个设施。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力量投射，他们的大部分国防开支都用于保卫祖国。国会中早就应该有人调查为什么美国必须在全球每个角落保持军事主导地位。

与第一次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策相比，俄中双重遏制政策的风险要大得多。尼基塔·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分别在涉及古巴和中东的危机中与美国打交道，这些危机已和平解决。

美国不仅冒着与俄罗斯进行军备竞赛的风险，而且还冒着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风险。威胁指挥和控制系统的高超音速导弹和网络武器等新武器令人不安，五角大楼发言人就中国进行“战略突围”发出了越来越多的警告，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与第一次冷战因尊重军控和裁军而受到克制不同，新冷战更具威胁性，鉴于军控与裁军署的衰落和倒台（责怪比尔·克林顿）；废除反导条约（乔治·W·布什）；中止《欧洲常规部队条约》（普京）；以及废除《中导条约》（唐纳德·特朗普）。

拜登乏善可陈的国家安全团队连一名军控专家都没有，由退役四星上将领导的国防部取代了国务院成为国家安全进程的中心。

第一次冷战的特点是，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美认识到有必要避免直接冲突，并确保军方之间的直接交流，但此时此刻，双方之间的直接沟通要少得多。

美国在第一次冷战中的盟友竭尽全力与克里姆林宫保持联系，目前，美国的盟友正在扩大国防预算，并在网络安全和国防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德国和日本的预算增长尤为惊人，日本成为第二个获准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国家，作为其前所未有的军事建设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参与者，而拜登总统则保留了前任的反华政策，包括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强与中国台湾的关系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集结。

在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增加国防开支提供两党支持，并在反华言论上相互竞争，这让人想起 1950 年代，当时没有人愿意被指责对中国“软弱”。

在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建立数百年历史上最密切的双边关系的同时，美国仍然越来越孤立于俄罗斯和中国。围绕中国台湾的竞争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乌克兰的战争有可能在黑海发生冲突。

美国可能认为自己不是乌克兰战争的“参与者”，但元旦当天使用美国提供的HIMAR在乌克兰东部杀死和伤害数百名俄罗斯士兵却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中东和西南亚提供了额外的紧张来源。拜登本应在上任之初就重返伊朗核协议，相反，拜登政府谈到了重写该协议，而伊朗不出所料地表示反对。

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危险的右翼政府，但五角大楼现在称以色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伙伴”。拜登威胁要让沙特阿拉伯成为“贱民”，但他却与利雅得携手并进，就 40 亿美元的军售进行了谈判。

新的区域稳定压力以及美国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慑挑战对于一个更可预测或更和平的国际舞台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